江蘇泰興：古縣衙的變遷

　　古縣衙作為地方治理的中心，伴隨著朝代的更替、地方治理的需要以及為政者藝術修養的差異，不斷發生變化，它是一個時代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集中反映，一樓一閣、一橋一亭、一室一舍，處處體現了當權者的治理智慧，彰顯著國家權力機關的威嚴與神圣。

　　宋時，縣治柴墟，舊制縣衙前有樓，有“宣詔”“班春”二亭，中間為大廳，建有敕書樓，大廳后有“豈弟堂”“清暉閣”，西為主簿廳，東為縣尉廳。宣詔亭，用以榜示朝廷詔諭；班春亭，又稱頒春亭，每年春天頒布皇帝勸農詔令。敕書樓，建于宋元豐四年（1081年），宣和六年（1124年）知縣蔣結重建，并邀請吏部員外郎范仲熊作記。敕書樓用以保存朝廷下發的制敕文書，南宋后逐步被架閣庫替代。“豈弟、清暉”意為當政者要做到和樂平易、善良厚道、光明磊落。

　　紹興初遷治延令，縣衙形制是否按舊制無可考，元末毀于兵火。

　　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縣呂秉直重建縣衙，堂、舍、庫、獄畢具，取大堂名為“牧愛堂”。呂秉直，“為人純篤無偽，果敢有為，為政大體，尤敦尚廉恥，邑人稱慕之”，他時刻告誡自己，要像牧羊一樣，牧養百姓，愛護子民。當時，連年戰亂，“殘垣碟毀”，呂秉直帶領縣民重建家園。

　　天順八年（1464年），縣丞張淮重修縣衙，以增壯觀，前堂、后堂、外門、儀門、廊序、庾庫等修茸一新，造傳舍、公館若干，修撰陳鑑為記。張淮，字貴濂，唐代名相張九齡后裔，在任期間，“仁以卹民，義以正俗，禮以自律，知以應事”，深得縣民愛戴。

　　正德三年（1508年），知縣洗光在內堂北建“清風樓”，以告誡當官者必須做到為政廉潔，兩袖清風。

　　嘉靖十二年（1533年），知縣朱篪在大堂東建幕廳三楹，名其“觀我廳”，在大堂北建“永平樓”作為內庫，在縣署后筑后樂山,山上建亭曰“后樂亭”。朱篪是思想家王陽明的弟子，深愔“天人合一”的哲學道理，“觀物”明事理，“觀我”講德行。觀我是人生境界的升華，因為人是一切的主宰，所以要時時刻刻反思自己，內省自悟，學會變通，律己容人。朱篪對建筑風水學頗有研究，處處體現了其深厚的文化修養，融入了博大精深的心學理念，他開辟了縣城西南的小西門“迎薰門”，對縣署的營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此時的縣署“垣外為溝，溝外為山”，山水相連，人文哲學思想凸顯。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知縣謝讜建“來鶴亭”。謝讜任縣令時，有人贈送其一鶴，數日后，又有一鶴自西北而來，“相與翱翔，彌日不去”，謝讜十分高興，遂在縣署西建一小亭，額曰：“來鶴亭”，吳與點為記。舉人周崇儒作《來鶴亭為邑侯謝公賦》，詩曰：茂對春風午坐深，暉暉晴日轉堂陰；飛來碧落一聲鶴，喚起瑤臺三弄情。萬里暫停連海翮，九皋應播唳天音；主人信有趙公操，來伴成都月底吟。

　　萬歷六年（1578年），知縣高桂修監庫，書大堂額曰“節用愛人”，告誡官吏要節約用度，愛護百姓。任內，整飭吏治,革貪婪腐朽之弊,倡清正廉明之風。教民開墾旱田，重視農桑，一時縣境政清吏廉，社會安定黎民豐樂。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知縣陳繼疇建禮賓館，額曰“廣益堂”。他拆除了三思橋南遮擋住縣署的通明樓，又稱四面樓，利用舊材在縣城東南城墻上建騰蛟閣。同時修建大門、譙樓，在東西角門辟路至主簿廳和縣丞廳，將后堂命名為“再思堂”。再思，取自于孔子“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之句，意思是凡事要三思，但也不要想太多，否則思維會受到限制。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知縣袁開圣重修大堂、川堂；乾隆六年（1741年），知縣郭岡重修后堂，自后遞加修茸。

　　嘉慶十七年（1812年），朱一慊重修縣衙。在三思橋南廨門上署曰“至德遺風”，東曰“循規”，西曰“蹈矩”，其北面曰“延令古治”，曰“型仁”，曰“講讓”。至德遺風，緣于孔子對泰伯讓賢之舉的稱贊：“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希冀人們學習先賢遺留的風教和至高無上的品德。循規蹈矩、型仁講讓，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要求人們遵守規矩，不要輕舉妄動；要用禮來表彰正義，考察誠信，指明過錯，效法仁愛，講究禮讓，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規可循的。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泰興縣志》對古縣衙的知縣署作了詳細的記載：“知縣署，在城東北隅。治堂三楹，前為卷軒，西為庫，東為簡房。甬路中為戒石亭，東為吏、戶、禮、架閣、收支科，西為兵、刑、工、馬政、沙務科。儀門三楹，東為監庫，西為承發、詞訟、監法科，其東南為福德祠。西為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