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興出臺“政社互動”清單

濟川街道五里墩社區寬敞的一站式服務大廳。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這句話形象地描述了基層自治組織事務冗雜、任務繁重的狀態。近日，泰興推行“政社互動”模式，出臺了《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協助政府工作事項》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依法履行職責事項》兩份清單，進一步厘清基層自治組織職責邊界，通過“權隨責走，費隨事轉”，讓基層自治組織負擔“輕”起來。

    據了解，“政社互動”，是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的簡稱，主要是通過政府行政權力的自我約束，實現基層自治組織的權力歸位；通過基層自治組織自治能力的提升，實現與政府行政管理的承接互動。

    基層自治組織 該干啥清單上一目了然

    從法律意義上講，村（居）委會是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并不是一級政府。

    “長期以來，把村（居）委會當成政府下級行政組織的思維一直存在，有的政府部門喜歡‘一竿子插到底’。曾經有一段時間，‘紅頭文件’有沒有進村或進社區，成為了某個部門基礎工作是否扎實的標志，也成了各類考核評比中繞不開的‘硬杠杠’。”泰興民政局社會事業科科長錢瑞生說，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職能延伸到第一線，村（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日漸弱化，有的甚至呈現出明顯的政府化趨勢。

    村（居）委會“政府化”帶來的后果是，村（居）委會的工作變得十分繁雜，完全分不清是協助政府工作還是自治工作。對此，泰興市濟川街道五里墩社區黨總支書記成偉顯得有點無奈，“任何部門都可以往社區派任務，哪個‘婆婆’也得罪不起，只能無條件去做。”

    據泰興市民政局初步統計，由政府部門下派到基層的工作任務，記錄在案的一年就有100多項，還有數不清的臨時性任務。

    從去年開始，泰興市著手梳理職權，依法界定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與市（鎮）兩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關系。經過一年的努力，推出了《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協助政府工作事項》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依法履行職責事項》兩份清單，其中，梳理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協助政府工作事項21類46項，依法履職事項31項。

    采訪中，記者看到兩份清單中，不管是協助事項，還是依法履職事項，每一事項后面都有對應的法律規章依據。與此同時，一些政府部門的事項，因無法律依據和市級政府以上規范性文件依據，被“清理”出村委會職責，比如食品藥品監督局申報的食品協管、農林局申報的取締農村畜禽場等工作都被清理。而一些本屬于村（居）委會的法定工作也得到了明確，比如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動員和組織適齡村民參加獻血等。

    “哪些是‘分內事’或‘分外事’，清單上一目了然，今后開展工作我們心里就有數了。” 成偉說。

    政府部門

    購買服務也得經過審批

    11月19日，泰興婦聯就“依托社區建設‘婦女兒童之家’” 項目，向泰興社區建設和管理指導委員會提出審批申請，并申請相關建設經費。

    “一旦通過審批，該項目將帶著‘錢’一起下派到社區，也就是‘費隨事轉’。這將徹底改變過去常見的政府部門無償占用基層自治組織人力、物力、財力的現象。”錢瑞生說。

    據了解，與兩份清單一同出臺的還有《泰興市城鄉社區工作事項準入辦法》。清單提及的政府部門（單位）委托村（居）民委員會協助辦理的46項工作事項，必須經該市社區建設和管理指導委員會審批同意。

    同時，該市還規定，經審批同意的工作事項，將由政府財政直接撥款至基層組織，實行統籌管理、統籌撥付，鄉鎮（街道）對撥付款項不得截留，確保專款專用。

    “有了經費，我們的負擔將大大減輕。”成偉告訴記者，社區工作人員較少，有時為了按時保質地完成一些政府部門“下派”的工作目標，社區不得不自掏“腰包”，比如聘請社區治安協管員，處理信訪矛盾等等。五里墩社區每年這些額外費用達近10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于政府部門下派的任務，將一改以前鎮政府與基層自治組織簽訂行政責任書的做法，代之以《委托社區工作事項協議書》，相關部門還將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并做好指導工作。

    “把以往行政命令式的‘責任書’改為平等協商式的‘委托協議書’，體現了政府對基層自治組織的充分尊重和重視，有了這份重視，相信我們無論是協作還是自治都會開展得更好。”泰興濱江鎮馬甸社區雙彭村主任曹晨說。    

    他山之石  

    太倉模式全省推廣

    11月17日，省政府召開推進“政社互動”創新社會治理座談會，會議決定，到2017年，將太倉的“政社互動”模式推廣至全省。

    2008年，蘇州太倉市在全國首推“政社互動”，其內核是，“凡村（居）自治事務，放手其自主管理”；“政府部門行政事務，不得隨意下派”。

    為了更具操作性，2010年3月，太倉市列出了兩份清單，一是自治組織履職清單，共10項，涉及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等方方面面；二是行政權力限制清單，最終確定需自治組織依法協助政府辦理事務28項。而2008年之前，太倉市政府部門下派給村（居）的事務，高達78項，如今減少了64%。

    太倉市政府有關負責人認為，“政社互動”關鍵是政府要舍得“先放權”，必須破除“還權不忍心，放權不放心”的阻力，不能再把自治組織當成“下屬單位”攤派任務、發號施令。

    為此，太倉市試行了政府行政管理“委托制”，廢止了村居行政責任書，要求“政社”雙方平等協商簽訂《委托管理協議書》。

    簡政放權，需要更多的社會組織接棒服務。為培育社工和社會組織，太倉專門制定了《太倉市“三社聯動”實施計劃》，即實行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人才三社聯動，將“政社互動”向“三社聯動”延伸。該市提出到2015年，全市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達10家以上，備案的社區社會組織數達每個城市社區10個、農村社區5個，等級社會組織達30%以上。

    為確保政社互動順暢，太倉市還推出了政府與基層社會組織“雙向評估”的考核機制。每年年中、年末，太倉市各鎮政府及市各部門，與基層組織互相就履約情況進行打分考核，基層自治組織可以自信地對“權力進村（居）”、“政務進村（居）”等越界事項，亮出“紅牌”；對政府在履約中的行政指導、行政干預等事項，基層自治組織將進行等級評估，保障了自治組織話語權、監督權的實質性運用。

    撰文/朱敏麗  丁慧

    攝影/駱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