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么，季振宜去世后，這本謄清本又流傳到誰的手上呢？ 時至今日，我們從這套季振宜 “命書傭繕錄”的 《全唐詩》謄清本上的收藏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流傳順序。 清末民初吳縣藏書家鄧邦述有較為詳盡的記載。鄧邦述，字孝先，晚號群碧翁，藏書室因獲黃丕烈 《群玉碧云》二集而名群碧樓。上元人，生年不詳，民國28年卒。先世為金陵望族，少時就婚常州趙氏，得讀天放樓書，概然有志收蓄。通籍后，廣事搜羅，輒傾囊不倦。及從海外歸，盡收宋元舊刻與精鈔本，積書至二萬余卷。鄧邦述曾收藏過這本謄清本，他的 《群碧樓書目初編》卷六說： “《唐詩》七百十七卷，季滄葦稿本，國朝季振宜編，即 《全唐詩》底本。前有滄葦序，又二百九十一卷及三百四十卷后有滄葦墨筆跋語。滄葦諸印，汪士鐘藏印。”鄧編的另一本書目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六亦有著錄， “《唐詩》七百十七卷，一百六十冊，清季振宜輯。鈔本。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潘從律、汪士宏、徐樹本、車鼎晉、汪繹、查嗣栗、俞梅奉敕校。有 ‘晚翠堂’、 ‘揚州季南宮珍藏記’、 ‘樹園圖書’、 ‘揚州季滄葦氏珍藏記’、 ‘大江之北’、 ‘杏花春雨江南’諸印。又 ‘嘉定鐘巖張氏圖書’、 ‘張錫爵’、 ‘鐘巖’、 ‘聽 涼館’、 ‘爵印’、 ‘中巖父’諸印，又‘汪士鐘讀書’、 ‘汪東山讀書記’二印。” 在 “揚州季滄葦氏珍藏記”收藏印旁邊的 “揚州季南宮珍藏記”和 “樹園圖書”兩枚收藏印，證明此謄清本在季振宜去世后，先傳到季振宜的六弟季八士手上。季八士，字南宮，廩貢，曾任知縣，季八士鈐了 “揚州季南宮珍藏印”。以后，又傳到張丕揚手上。張丕揚是泰興望族張氏三鳳堂的后裔，該家族是北宋理學家張載的后裔，僅明清兩代就出過一名狀元、十二名進士，其父張茂枝為康熙十五年進士，他本人為貢生，官中書舍人，有 《木田詩鈔》八卷傳世。張丕揚的宅子季寓庸為其取為曰 “樹園”，是泰興歷史上最有名的花園之一。張丕揚將此書收藏于樹園中，并加鈐了 “樹園圖書”收藏印。后來，他將此書進呈了康熙。 這部謄清本（清稿本）進入內府以后，圣祖玄燁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十九日，即在其第五次南巡的期間，將主持修書的任務交給江寧織造曹寅，并將內府所藏的這套季振宜的《匯編全唐詩》發下，作為校刊底本。同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在揚州開局修書，參加校刊編修的有賦閑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彭定求等十人。至次年十月，全書即編成奏上。 曹寅所主持的揚州詩局在利用這部書編纂了 《御定全唐詩》之后，并沒有將其送還內府，而是流失到了民間，故鄧邦述說， “大抵付刊時別寫正本進呈，此書仍即發還”，對這本書，鄧邦述看得很仔細， “觀書面及中間朱筆墨簽，皆出當日編校諸臣之手”，根據上面的收藏印，鄧交待了散出后的傳承情況， “故又流轉入張鐘巖、汪閬源諸家耳”。 張錫爵，字擔伯、純間，號中巖，清江蘇嘉定人，寄居吳江。約康熙三十一年生，乾隆三十八年卒。工詩。著有《吾友于齋詩鈔》八卷。 汪士鐘 (1786-？)，字閬源，長洲人。曾為觀察使，官至戶部侍郎。好藏書，藏書室曰 “藝蕓書舍”。其父汪文琛，字厚齋，在蘇州開 “益美布號”，饒于財資，所以汪氏有雄厚的財力，廣羅珍本書籍，豐富自己的收藏。 傅增湘 《藏圓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唐詩》條中記載： “此書同年鄧君邦述以重金得之，矜秘特甚，余曾借校數十種，殊多佳勝。”那么，鄧邦述是從何人之手得到此書的呢，最大的可能是莫繩孫。莫繩孫是藏書名家莫友芝次子，莫友芝字郘亭，精版本目錄之學，編有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莫繩孫 “承繼其父藏書甚多，抗日戰爭初期，藏書全部散失”。傅增湘號藏圓，曾 “補記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其述應比較可靠。 這本謄清本最后也由鄭振鐸于民國三十年 （1941）前后為 “中央圖書館”在鄧邦述群碧樓處購得。到了1948年前后，南京政府下令 “中央圖書館”分批將所藏精品運至臺灣，其中這部書和其他一批藏品一道，先被運到了香港，暫放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馮平山圖書館即將這部書和其他藏品一道寄回內地，現收藏于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重抄本是曹寅所主持的揚州詩局在編纂結束后，重抄了一部送還內府，這就是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季振宜 《全唐詩》。這部重抄本，終清之世都不為外人所知，直到民國二十六年 (1937)，俞大綱才在故宮圖書館見到這部書。這次《故宮珍本叢刊》將它全文影印，使一般學者都能夠看到它的全貌。筆者曾在南京圖書館五樓翻閱過這套海南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季振宜 《全唐詩》，上面確實沒有季振宜的任何一枚藏印，故可肯定為重抄本。 現在公開發行的 《全唐詩》和季振宜的版本是有不同的，曹寅的揚州詩局編纂 《全唐詩》時還根據康熙指令，重點參考了明代胡震亨的 《唐音統簽》一書。胡震亨 (1569—1645)，字孝轅，號遁叟，浙江海鹽人，官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 《唐音統簽》為其費畢生精力編成的唐詩總集，全書凡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為序，按時代先后輯錄唐及五代的詩作以及詞曲、歌謠、酒令、占辭等，末附 《癸簽》，為唐詩研究資料匯編。胡氏編此書，搜集資料極其廣泛。唐人佚篇殘句，皆盡所見輯出，并注明出處。唐詩本事及評論資料，亦間附詩后。詩人小傳考證尤為詳盡，并采輯遺文佚事，附入小注。此書編成后，也未能付印，至清初始由其后人印出一部分，多數則以抄本傳世。據周勛初考證 （見 《文史》第八輯 《述 〈全唐詩〉成書經過》），并以 《全唐詩》與季、胡二書覆勘，可知是以季書為主、兼采胡書編成的。具體來說，初、盛唐部分以季書為底本，略作增刪校補，即成定本，中、晚唐部分，季書比較單薄，編修諸臣參用胡書作了較大幅度的增補，如殷堯藩詩，季書全缺，即據胡書補入；胡曾、司空圖詩，季書失收甚多，亦據胡書補齊。另外，季書所輯以完詩為主，胡氏則廣搜零章碎句。 《全唐詩》各集后所附佚句，絕大多數系據胡書移錄。在充分利用季、胡二書的基礎上，編修諸臣還作了校訂補遺工作。 《全唐詩》卷八八二以下補遺七卷，系據季、胡二人未用的 《唐百家詩選》、 《分門纂類唐歌詩》殘本、 《古今歲時雜詠》等書及石刻資料編成。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不承認季振宜在編輯出版 《全唐詩》中的作用，康熙在 《御制全唐詩序》中說： “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 《唐音統簽》諸編，參互校勘，搜補缺遺，一依時代分置次第”，完全不提季振宜之事。《四庫全書總目》述 《全唐詩》資料來源時則說， “是編秉承圣訓，以震亨書為稿本，而益以內府所藏 《全唐詩集》，又旁采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所言較含混，且有所隱諱。 “是編秉承圣訓”，這個 “圣訓”當是康熙無疑，而 《四庫全書》是乾隆下令纂修的，從康熙四十四年圣祖玄燁編 《全唐詩》，到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弘歷修 《四庫全書》，相隔近七十年，兩位皇上不知何故，一直對季振宜耿耿于懷，真是天威難測。以編纂 《四庫全書》官員的水平，不至于不知道 《全唐詩集》的作者是誰，為什么要刻意回避，為什么清廷的幾個皇帝這樣一致地對待季振宜，再聯系季振宜是怎樣突然去世的，與康熙有何關系，這些問題，即使在泰興，在季振宜的后裔、族人中，仍然是一個謎。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