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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潤生(1898～1987)，字澤侯，1898年3月18日出生于泰興城內西門工農橋14號，父底績公，母季太夫人。潤生先生“出生于讀書世家，先世歷代以詩禮傳家”，他的曾祖父曾在漣水縣當過教諭 (相當于縣教育局長)，父親畢業于江陰南菁學院，并中過秀才，后致力于研求地方自治及創辦學校，但身體欠佳，44歲時即去世，潤生先生時年12歲。雖然家境貧寒，但潤生先生學習成績優良，歷經鑄材小學、南菁中學、南洋公學（上海交大前身），在南菁中學時曾連任級長。潤生先生讀書不講究死記硬背，常常將要點記一記，出去轉一轉，便領悟了，因此，頗能把握老師講的要點。潤生先生國文、英語、數學、物理成績都很好，他于1916年冬報考上海南洋公學預科插班生的經歷就足以說明這一點。當時考試時間是三天半，前三天都考過了，到第四天，天氣太冷，潤生先生精神實在支持不住，就沒有參加第四天上午的法律、經濟、法語三門功課的考試，這三科都是零分，即使這樣，他的總分仍然是第二名。潤生先生畢業后于1920年公費赴法留學，在法國巴黎高等電氣(機)學校攻讀無線電專業，該校師資力量很強，校長、監督都是國際知名學者，教授亦為一時之選，如居里夫人及其女兒、女婿其時均在該校任教。在法求學期間，潤生先生成績很好，曾應馬可尼公司邀請，前往英國參觀。馬可尼雖然是英國的大發明家，但卻是一位忠厚長者，毫無傲氣，平易近人，他親切接見了潤生先生，他說的一段話，給潤生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中國人學一樣東西，不學則已，學了常能青出于藍。”這番話給了潤生先生很大的鼓勵。 1923年潤生先生回國后在北京任京津無線電話管理員。由于他有良好的中文根基，學有素養，計劃精密周詳，故深得主管賞識和器重。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潤生先生利用北平電話分局無線電話機，廣播孫中山生前錄音，開中國廣播事業之河，同時在停靈地中央公園 (今中山公園)內架設播放機，使瞻仰遺容者能聆聽中山先生遺音。 潤生先生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中山先生 “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的遺訓，一直被他奉為圭臬。潤生先生對官僚作風，人浮于事，深惡痛絕，在他的文章中常看到他抨擊民國初年 “北京衙門的陋習”，如 “上下午上班均極隨便，向國外借款多取回扣，風月場中的官場丑史”，對那些 “依附軍閥以圖生存，學識方面既乏專長，施政方面更少建樹”的高恩洪、吳育麟、龔心湛、常蔭槐等人則公開批評。在這樣的環境中，潤生先生用“生活悠閑，意志消沉”八個字作為當時生活的寫照，他認識到這里“并非青年人理想的服務地方，在那烏煙瘴氣的環境里，人的上進心很容易消磨殆盡”。于是，潤生先生毅然南歸。 1928年，日本侵略者陰謀在東北扶植新代理人，就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張作霖死后，其子張學良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日本威逼張學良宣布東北“獨立”，南京方面則擬勸說張學良改旗易幟，但雙方之間沒有電訊聯系，無法溝通。于是，30歲的于潤生被派往東北接洽電訊通報。 當時，日本人對東北監視嚴密。潤生先生奉命只身秘密出關，幾經輾轉，終于見到了張學良，完成了關內外通報任務。此舉對張學良頂住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毅然于1928年底通電全國，宣告東三省結束分裂狀態，完成國家的統一打下了基礎。 1933年，日寇進犯華北，局勢緊張，而黃河兩岸通訊困難，無線電通訊尚未十分順暢。潤生先生時任河南電話管理局長，遂在開封黑崗口埋設過黃河的水底電纜一條，另在洛陽鐵謝口架設高空電纜一條，于1934年1月完工，極大地改善了黃河兩岸的軍事通訊聯系。 潤生先生處處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對上不卑，對下不傲，從來不吹牛拍馬。由于他剛正不阿，遭到不少打擊，但從不氣餒。他常說：“一個人活在世上，就要活得像個人，決不能趨炎附勢，要有人格。” 潤生先生在工作中非常關心青年人，其老部屬史習鍵在《懷念于潤老》一文中說：“潤老獎掖年輕后進，不遺余力”，“潤老是位極講究禮節的人，具有迎合時代潮流新思想新觀念，同時也不忘記中華固有文化為道德倫理。對于青年人，喜愛之情，溢于言表。他一向對部屬所秉持的原則是以多鼓勵替代苛責，我從未見其待人疾言厲色，總是諄諄加以勸勉，不失尊長的誠之切，愛之深。” 潤生先生在當時普遍腐敗的環境中，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他的女兒于祿蓀回憶父親時曾談到，“在那貪污猖獗，受賄橫流的時期”，潤生先生“作了多年的主管，卻始終清廉自守，兩袖清風。”他臨終前對女兒們說：“我沒有給你們留下什么財產，很對不起你們。”但他的女兒們說：“爸爸，您給我們留下的太多太多，您刻苦學習，勤奮工作，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貴品格，就是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夠我們用一輩子。爸爸謝謝您給我們樹立的高尚形象。” 潤生先生一生勤奮好學，雖是理工科出身，但中文造詣頗深，經常賦詩填詞，鉆研書法，即使到了晚年，仍常潑墨揮毫。 潤生先生還是一個很重親情的人，對母孝，對妻愛，對子女親。 潤生先生對母親的孝行，在家鄉是廣為人知的。潤生先生工作經常調動，在北方時間較長，母親耐不住北方天氣，不愿到北方去同住，潤生先生每逢出差南方的機會，總要繞道回泰興探望母親。調到南京、上海后，立即把母親接到任所。其時，雖然潤生先生自己也已過了不惑之年，但對母親的每一句話總是唯命是從，從不稍違。他常對子女說：“父母養育之恩，不可一日或忘。特別是我，小時候就失去了父親，是母親千辛萬苦把我撫養成人，我怎能忘記母親的恩德。你們也要順從祖母，不能讓祖母生氣，要讓祖母后半生過得愉快。”正是由于潤生先生對母親的孝行，其母后半生確實愉快幸福。老人家臨終時就曾說過：“我有這樣的好兒子，我還有什么不高興的呢？” 潤生先生對妻子可以說是恩愛相親，相敬如賓，而且危難之中更見真情。抗戰中，潤生先生夫婦輾轉來到重慶，這時，妻子得了子宮癌，得知這一診斷結果后，潤生先生焦急萬分，到處尋醫覓藥，寧可傾家蕩產也要治好妻子的病。妻子病危時，潤生先生日夜不離病榻，飽受著精神上的痛苦，經濟上的重壓，眼睛熬紅了，人一天天消瘦卻毫無怨言。 妻子去世后，潤生先生既是嚴父，更是慈母。住在潤生先生身邊的孩子，晚上外出，若歸來稍遲，潤生先生即令已是九十高齡，偏等到回歸才肯睡覺，外地姐妹，如來信稍遲，則焦急不安，擔心意外，足見先生愛女心切。他對子女從不溺愛，也從不聲色俱厲地呵責，總是耐心地啟發誘導，教育子女刻苦學習，教導子女自尊、自重、自愛，勉以做人之道，力促在事業上有所成就。臨終前數月，還對從武漢去美的長女婉蓀說：“我時時刻刻總牽掛著你們，生活不要要求太高，但不能凍餓，工作中不一定要出人頭地，但不能自甘落伍，要奮進。” 去臺后，潤生先生擔任臺灣泰興同鄉會會長十多年。潤生先生雖然身在異鄉，但心系故土，在晚年經濟并不寬裕的情況下，由沈耘農教授協助，于1968年由臺灣學生書局影印出版了光緒十二年版泰興縣志，共三冊，潤生先生并親自作序。在序中，潤生先生表明出版縣志的目的是為了讓世人都知道揚子江邊號稱魚米之鄉的泰興縣，讓泰興可以歌頌的先賢、足以景仰的史跡流傳后世，更是為了讓邑人閱后 “增故土之懷念，發思古之幽情”，思鄉之情溢于字里行間。在這里，潤生先生表達了在臺灣的泰興人對故鄉的眷念。 1981年，舊金山孫曹伯先生將其所作 “策杖對孤山”國畫影印本贈潤生先生，先生作五言詩一首回贈： “策杖對孤山，孤山近吾鄉，一別三十載，親故永難忘……昨讀曹伯畫，隔水遙相望，如何能飛渡，日夕心傍徨，宿愿難遽償，中夜倍悽愴。” 潤生先生的最后歲月是在美國加州圣荷西市女兒于祿蓀處度過的。雖然加州氣候四季如春，空氣尤其清新，住宅屋前有女婿許紹本親手種植的各色花卉果樹，有賞心悅目的一片綠油油的草坪，屋后落地窗外是高爾夫球場，視野遼闊，景色秀麗。子女們為使老人頤養天年，安享天倫之樂，確實費了一番心機。但這一切卻割不斷老人的鄉思鄉愁。因思念家鄉，潤生先生曾作 《憶故鄉舊居》一詩自慰，詩謂： “濟川橋下水悠悠，夾岸柳系垂冕旒，三春楊花飛白雪，一弘清溪映碧波。學校鑄材多奇士 (鑄材小學在城內西大街，人才輩出，如張鐵生等)，家門照壁自封侯 (潤生先生家門前有照壁墻，潤生先生兄弟均以侯為字)，兒時景物今異昔，想到故鄉不勝愁。”歲月飄忽，往事不再，故鄉的水，故鄉的樹，故鄉的人，故鄉的春天永遠留在年已垂暮的海外游子的心中，水悠悠，思亦悠悠，愁亦悠悠，人為的分裂狀態留給老人的是深深的遺憾、莫名的惆悵。 “何日見親故，何日到家鄉”，老人從心底里發出呼喊。 “花朝月夕恒聚宴，隔海遙聞春酒香” (《遠道懷念早健會諸君子》)，老人期望與諸故交舊友日夕相聚，但想像中歡宴的酒香只能隔海遙聞。據潤生先生侄女于燕孫女士介紹，滯留美國期間，一有空閑，潤生先生總喜歡將子女小輩叫到面前，談些家鄉的掌故及長輩們的往事，如數家珍，令人神往，雖已九十高齡，但記憶力之強，頭腦之清楚，使晚輩都自愧望塵莫及。試想，潤生先生如果能等到祖國統一的一天，和幼時的同學一起在家鄉回憶往事，暢敘友情，共享天倫之樂該是多么的幸福啊。 1987年10月15日凌晨3時20分，老人帶著對葬在大陸的結發妻子的深深的懷念，在加州病故，終年90歲。 潤生先生生前未能回鄉，1997年暮春，先生愛女于娟蓀女士返泰，在僑辦負責人陪同下，訪問了舊居，拜會了故舊，談到了父親的鄉思鄉愁，并將其母親的靈位設在西郊慶云寺。 《重版泰興縣志序》 抗戰勝利還都之次年，內子朱蕙君旋里探視，將家中藏書之較為完整者悉運京寓。潤時以復員伊始公務較繁，運來箱簏未遑整理，遷臺后加以檢視，經史子集雜然并陳，其中清光緒十二年版泰興縣志一書，更屬完整如新，殊足珍惜。考地方志書所列，有史乘，有輿志，有傳記，有詩詞，舉凡地方之名勝古跡、風俗習尚與夫忠孝節義各項遺聞軼事，莫不有詳細之記述。邑人閱之，更足增故土之懷念，發思古之幽情。承友沈耘農教授之協助，將全部縣志予以影印，卑得流傳于世。庶乎世人亦知揚子江邊號稱魚米之鄉之泰興縣方位何在，過去足資矜式先賢與夫可以歌頌景仰之史跡又何如也。是為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