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印佛 礦床地質學家和礦產地質勘查專家。1931年7月6日出生于泰興市。在家鄉讀完小學、初中，高中就讀于南京中央大學附屬中學。1952年清華大學地質系畢業后，被分配至地質部直屬321地質隊，在安徽銅官山從事礦產地質勘查。1955年調至華東地質局機關工作。1956年被派往中蘇技術合作揚子江中下游銅礦普查隊工作。1957年底調回321地質隊任技術負責人。1965年至1974年，由地質部先后派往越南、阿爾巴尼亞從事援外地質技術工作。1978年以來，先后任安徽省地質礦產局副總工程師、副局長、總工程師。現供職于安徽省國土資源廳。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4年被遴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曾擔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安徽省地質學會理事長、安徽省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先后被聘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和空間科學學院院長、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內生金屬礦床成礦機制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
常印佛說，他父親是一個性情淡泊的人，在給他起名字的時候，想到了蘇東坡的朋友佛印和尚，于是給他取名：印佛。他說父親的意思，并不一定真的讓他去成佛，但是在印象里頭，要有一種佛家的思想。
記：你是我們泰興人，對泰興有怎樣的記憶？
常：我父母都是泰興人，就住在泰興城里，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我父親讀的是上海龍門高等師范，母親是南通女子師范學校畢業的，我是他們的獨生子。我小學跟初中都是在泰興上的，當時正值日寇侵占，原來的學校都解體了，漢奸偽政府雖也開辦了學校，但是沒什么人去讀，很多離開學校崗位的老師，他們聯合起來以私塾的名義招收一些學生，我當時就是上的這樣的私塾學校。后來有了私立學校，我讀初中的那個學校，是由泰興城里幾位有名望、有社會地位的文化人，他們以私塾的名義組織的一個學塾。學塾可以不教日語———因為當時“正規”的學校都要教日語的，所以政治色彩淡薄，江南、江北包括上海一些很有名的中學里的老師，都紛紛跑到小城市來教書，我們那個學塾就有好幾位老師是揚州中學來的，他們都是為了避開日偽的牽連、影響，到偏僻一些的縣城里面去支援教育，這也是那時一般知識分子的心情。
記：你在這里一直學習到什么時候？
常：一直學到日本投降以后，這一年我正好讀初三。
記：就是說你在泰興上學讀書，一直讀到抗日戰爭結束。
常：哎，整個的抗戰時期。1946年以后我離開了泰興，考上了中央大學附屬中學，就是現在的南京師范大學附中。在那兒沒有其他的干擾，很順利地讀完了高中，后來就考到了北京清華大學地質系。
記：選擇地質系是因為你自己喜歡嗎？當時你對地質有怎樣的概念？
常：當時這個概念不是太清楚，但是當時的青年人受到科學救國觀念的影響，覺得我們國家貧窮落后，要開發富源，所以我在選擇志愿的時候，就選了地質系和水利系，為國家開發礦產或水力資源。
記：在大學學習的時候，有沒有開始搞一些地質方面的科學研究？
常：沒有，學生一般不搞科研，在學校是一個充實知識的階段。
記：真正開始搞科研是在什么時候？
常：那是在工作以后。1952年國家要準備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入正規的經濟建設，這樣就要摸清楚國內的家底，包括礦產資源到底有多少。但地質工作人員在以前是很薄弱的，當時全國的地質工作者，包括我們這些剛從大學畢業的地質系學生，累計起來在地質崗位上的，不到300人。這樣國家就采取集中使用的辦法，首先成立了地質部，同時地質部組織了6個直屬隊，我一畢業就被分配到直屬隊之一的銅官山地質隊，在銅陵及其外圍地區工作了3年。
記：銅陵是你地質事業的起點。
常：哎。我一開始去的這個單位，是屬于生產型的，但地質工作本身又具有調查研究性質，它的目標很簡單，就是為了找礦，并且是以找銅礦為主。當時我們國家銅缺得很厲害，要建立銅的冶煉基地，銅陵是其中之一，地質部派了當時有名的專家郭文魁來擔任隊長，當然隊里還有其他很多專家，我就在他們手下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學習，基本上全套的找礦勘探過程，包括在野外的研究性工作都參與了。作為一個礦床地質工作者，我在這3年得到一個多方面的基礎鍛煉，少走了一些彎路。
記：作為你個人來講，這3年可以說受益匪淺了。
常：是啊，第二年隊上就派我出去獨立工作了，所以這個時候我跑的地方比較多，江北、江南跑了好些地方，并且在野外調查的過程里面，又發現了一些礦藏，其中有兩處礦床后來都開采了，都是效益很好的中等規模的基地了。當時銅陵主要的銅礦山———銅官山最終勘探報告，也是我在1955年執筆編制出來的。
記：與蘇聯專家合作找礦應該也是你工作中比較重要的節點吧？
常：當時和蘇聯專家一起工作，是大家都很羨慕的，所以很多老同志都跟我講，你去了，就等于是到蘇聯留學去了。事實上呢，跟蘇聯專家在一起工作的那兩年時間，我確實收益很大，我在業務上真的補充了不少。
當時全國都在學蘇聯，學術上也是學蘇聯，但是只有直接跟著蘇聯人一起的時候，才真正知道他們是怎么工作的。因為國情不一樣，蘇聯人的那套方法，有些地方是不適合于中國的，但是有很多東西，應該說我們中國是不如他們的。26歲的時候，我又回到原來那個隊上去擔任技術負責人，實行總工程師制的時候，我被任命為隊上的總工程師，其實當時我是有點心虛的，26歲不還是個小伙子嘛。我在這隊上持續工作了7年，在找礦和科研方面出了一些成果。
記：后來的援外工作是怎么開始的？
常：1965年，我是作為地質部的專家被派到越南去的，擔任援越的一個專家小組的組長。到了1970年，那時候我們國家跟阿爾巴尼亞關系非常好，地質部又組織了一個比較大的隊伍，叫地質部援阿爾巴尼亞地質大隊，我擔任這個大隊的技術負責人，在阿爾巴尼亞又呆了幾年。所以“文革”期間，我基本上沒有在國內，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搞業務，這一點對我這一生來講還是比較幸運的，就是這個10年沒有荒廢，相反對自己的工作有了一個提高。
記：你主要的成就，是在安徽銅陵做起的，這跟安徽的地質情況有沒有關系？
常：那當然有關系的，我工作的銅陵，從找礦來講，在安徽也是一個第一等的好地方啊，就是礦比較多。所以這也是個客觀的有利條件，我在清華的老同學就說，你真是找到了一個好地方。
記：就算是在一個好地方，礦藏具體怎么找得到呢？
常：早期就靠兩條腿了，到野外去找礦，這種礦叫“露頭礦”，是在地面上就可以找到的，找這種礦要有觀察的能力，但是不需要太高的學術水平或者技術含量，因為像銅鐵那樣都屬于易識別礦，人跑到那兒去就可找到，當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它有時候在深山老林里頭，要不是認真負責去找的話，也不一定看得見。隨著地面找礦的深入，找出來的礦越多，未發現的露頭礦就漸少了，尤其是1958年大煉鋼鐵，全民上山找礦，把山上角落里的一些東西都找出來了，所以后來就要靠一些先進的方法和理論了。
記：具體是什么方法、理論？
常：所謂方法，就是要用科學方法去分析，這一地區可能有什么樣的礦，這種礦需要用什么技術方法把它探出來。在理論方面，就是成礦的規律的研究，因為礦藏也不是到處都能有的，它是在整個地質作用過程里頭產生的，這個過程在什么條件之下可以成礦，這就需要研究。
記：在銅陵你發現的“隱蔽基底構造帶”是怎樣的一種理論？
常：這是我在321隊當總工程師的第一項理論性的成果，屬于成礦規律方面的研究。大概是在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發現銅陵有一條地表看不見，但是隱伏在下面的“構造”———構造是地質上的術語，地下不是有石頭嗎？如果這個石頭在地下某個地方擾動甚至錯裂開來了，這個就叫構造。有了構造，下面的巖漿就從這個地方冒出來了，銅陵這邊的礦就跟巖漿有關系，是巖漿帶上來的，我們叫它“構造巖漿帶”，這反映出深部的一種變化、異常。當時講這個的人比較少，國外講的也不多，而我比較早地發現了這種情況，就提出來并發表了文章，稱它為“隱蔽基底構造帶”。“隱蔽基底構造帶”就像我們房子建的屋基一樣的，這個構造在房子里面看不見，它是在基礎下面的，弄不好一個地震來了，這個房子可能就要垮掉，就是類似這種性質的意思。
記：你在礦床類型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常：礦床類型很多，有水成的礦———水下沉積的，也有火成的礦———巖漿帶上來的，可是在銅陵這一帶，有一種礦床很特別，有時候，你看起來好像主要是火成性質的，有時候又像是水成性質的。大家爭論不休，后來我通過研究，尤其是吸收了國外的一些新的理論，提出了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一種復合成礦，就是既確有水成因素，又確有火成因素，我管它叫“層控矽卡巖型礦床”，層控指水成因素，而矽卡巖則是火成作用產物。這個觀點發表出去以后，也得到了大家的重視。
記：這又是一種開創性的觀點？
常：哎，是帶有一種開創性的，這也是我們這兒，包括銅陵乃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復合礦床的特色，其實國內外這類情況也不少。
記：上世紀80年代以來，你在長江中下游成礦帶的研究中，又取得了重大成果。
常：當時接受了地質部的任務，對整個長江中下游成礦的規律做了一個研究。因為地質上有幾種成礦背景或類型，有的是在海洋跟陸地交接的地方，有的是在陸地的大山脈里頭，有的就在陸地內部，針對陸內的一個成礦帶，我提出了陸內成礦帶的形成、發展，然后到最后定格的一套成礦模式，這個也是引起了一些重視吧。
記：這是你事業的一個高峰，之后的發展是怎樣的？
常：還有一些新的發展，因為現在淺部礦找得比較多了，尤其我國中東部經濟比較發達，交通也方便，技術條件也比較好的，它就要往深部找，但往深部找難度就大多了。所以現在中國科學院提出來要“攻深找盲”，深，就是向深部進軍；盲，就是地表看不見的盲礦，人看不見的盲區。實際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就提到過這個問題，我把找礦勘探的過程分成3個階段：首先是從“點上入手、由點到面”，等到面上工作做得多了，那就進入“區域展開，重點突破”階段，最后淺部礦找得差不多了，這個時候就要做三維立體勘察，進入深部找礦的階段。
記：這個觀點是你在找礦勘探學里面的看法，綜合起來說，你的工作還有前面談到的純理論的研究礦床本身的礦床學，以及研究成礦規律性的區域成礦學，說到底，這三個方面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把礦找出來。
常：對對對，就這個事，我這一輩子就是搞了這三方面的工作。
記：你所作的這些研究，就目前而言，有著哪些現實意義？
常：前一時期我們國家走了一段彎路，覺得我們自己采礦很費事，成本也高，還不如買礦，所以當時有一個通俗性的講法，叫作“采礦不如買礦”。后來又慢慢形成了一個方針，叫作“兩種資源、兩種市場”，就是我們要用資源，既要用國內資源，又要用國外資源，這個方針是正確的，但是執行的時候，大家都去買國外的資源。后來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抬高，像鐵礦國際上就在卡壓中國，這幾年的價格，差不多都是翻番地往上滾啊，搞得我們很被動。所以國家就下決心，要加強地質工作，2006年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地質工作的決定》，明確了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資源上不可能主要依賴國外，應該在立足國內的基礎上，盡可能利用一些國外資源。所以有人認為我們的礦業屬于夕陽產業，現在看來，這個觀點不是很完全的。
記：1991年你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4年又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兩個院士的評選，有什么不同之處？
常：1991年評了以后，當時就出了一個問題，那一次有200多人增選為科學院學部委員，其中屬于生產單位總工程師這一級的，大概只有30幾個人，我是其中一個。許多有水平、有才能、有成就的總工程師都沒有能進來。所以我們科學院里有好幾位老前輩，像王大珩先生等，就積極主張成立工程院。后來1994年就正式建立中國工程院，除遴選了幾十位院士外，還請科學院從科學院院士里面推薦了30位有工程背景的科學家，來幫助組建工程院，包括錢學森、張光斗這些老的科學家，其中也包括了泰州的李德仁院士和我，所以我是作為工程院的首批院士參加工程院的工作的。
記：回顧數十年的地質工作，你有怎樣的感想？
常：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在華東地質局機關工作了近一年，深感地質工作者的發展天地首先是在野外一線，所以當我從機關派往中蘇技術合作地質隊時，有一種魚歸大海的愉快感。1956年夏，我在離開南京去安慶的船上，曾寫了一首詩：“月光如瀉籠江干，一曲離歌秣陵關。星火危崖采石渡，紫煙青靄銅官山。三載征程興未盡，期年伏櫪當思還。此身許國無多求，樂在圖書山水間。”可以說，這首詩表達了我一輩子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篳路藍縷
常印佛長期從事地質工作，在成礦地質條件和成礦理論研究與礦產資源勘查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區域成礦學領域，他早期發現了銅陵近東西向隱蔽基底斷裂帶，后來通過長江中下游成礦帶的整體研究，提出了一個有關陸內成礦帶的構造背景、地質環境、成礦特征和富集規律的系統的理論認識，豐富了陸內成礦理論，指導了找礦預測；在礦床學領域，他提出的“層控（式）矽卡巖型”礦床的建議和分類，以及所建立的相應成礦模式，發展了矽卡巖成礦理論，指導了找尋矽卡巖型銅礦的找礦實踐；在找礦勘探學領域，他將我國固體礦產普查劃分為三個歷史演變階段，提出了第二輪普查、深部探測和立體填圖的建議，并獲得了一批成果；在直接指導找礦方面，他為銅陵有色冶煉基地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后備資源。
常印佛先后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地質礦產部科技一等獎、安徽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安徽省科技成就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在援外技術工作中，被所在國分別授予二等和一等勞動勛章；獲得全國勞動模范、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