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橋鎮西橋村：銀杏之鄉的文明奇葩

　　江蘇省泰州市泰興市(區)是全國聞名的銀杏之鄉。在距市東南20華里、省道江平線東側處，有一個馳名蘇中的省級生態文明示范村——張橋鎮西橋村。這個擁有耕地面積1100畝，昔日曾被稱為“吃糧靠供應、燒草靠煤炭、用錢靠救濟”、人均純收入不到30元的窮村，經過20多年的努力，如今嬗變成了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村域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新天地。2005年，該村實現工業總產值4500萬元，三產總產值800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7000元。自來水、有線電視入戶率，電話安裝率、村民們擁有私家車數等均居全鎮榜首。西橋村的今天離不開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時與村黨總支書記袁瑞林的核心領導是分不開的。

　　生態富民——西橋村崛起的堅實根基

　　“生產發展”是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沒有生產力的發展，沒有農民收入的增加，新農村建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張橋鎮西橋村調優產業結構、發展生態農業的經驗，讓人們看到種田也能致富的希望。

　　凡是到過西橋村的人，無不為那遍地成片的經濟作物林陶醉。1100畝的銀杏、柿子、藥材、桑樹、蔬菜，已成為農民的大金庫。西橋村因此成為“江蘇省生態農業示范村”、“江蘇省文明村”、“泰州市農村黨員干部科技素質培訓先進單位”。2005年，西橋村迎來歷史上最好的豐收年，銀杏、柿子、藥材、蠶繭、蔬菜運到外地，很快就銷售一空，而且價錢超過往年。光此農業一項，農民就獲得人均2000多元的純收入。村民們臉上掛滿笑容，對未來充滿信心。

　　變化得益于“三步走”的生態農業發展方略。上世紀70年代中期，35歲的袁瑞林放棄在外地工作的優越條件，回到家鄉出任西橋村黨總支書記。當時的西橋村，有著330多戶人家，1200多人口，1062畝糧田，其中三分之一為高垛田、低洼田，年單產僅為700斤，人平口糧不足300斤，大家常年為吃不飽肚子而發愁。“西橋村人多地少，人均不到7分地，當時產量又低，每次分下的糧夠吃20天就不錯了，我這個村支書1977年剛上任就出去借糧。”回想起當年的情形，現已66歲的袁瑞林感慨萬千，“借的糧給利益也罷了，可是借了糧村民還是吃不飽啊！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既然當上了村里的領頭人，首先得讓大伙兒有飯吃吧！”

　　沖著這個念頭，袁瑞林著手實施了第一步：解決吃糧問題。首先是改造低產田，提高糧食產量。77年夏天，袁瑞林動員并組織全村干部群眾100多人組成了一支“平田整地專業隊”，經過大半年的努力，將全村300多畝易澇、易旱的低產田全部改造成可以種植水稻、小麥的高產、穩產田。其次是選擇新品種，增加復種指數。袁瑞林一方面想方設法搞來了高產品種，另一方面又引導村民增加復種指數，全面推廣雙季稻。經過一冬一春，78年全村從畝產不到700斤一下子躍升到1200斤，村民們的吃糧問題基本解決，西橋村也從此告別了“缺糧村”的歷史。

　　糧是有得吃了，可村民們實際能夠消費的現金并不多，人均只有50多元一年。整個西橋村330戶人家常年要救濟的有1/3；80%的農戶住的是茅草房，有的人家連個凳子都沒有。“一定要讓農民有錢花”，這是袁瑞林著手實施的第二步。

　　從1981年開始，袁瑞林就引導農民調整農業結構，嘗試栽桑養蠶，因為缺乏經驗，先選擇了100多畝的高梯田、沿河邊的高田頭子做實驗。沒想到當年栽桑當年就收益，畝收入達到206元，而這之前，這些田塊栽種的一熟山芋折算成糧食也只有200多公斤，比栽桑養蠶少收了幾十塊錢。

　　第二年還是這么大的面積，畝收入提高到400元。到了第三年就達到600元了，一畝地的收益超過了3畝地的糧食。栽桑養蠶不僅解放了勞動力，更使全村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1983年正好實行聯產承包，看到栽桑的實惠，不少村民要求把100畝桑田全部按人口分了。考慮到田分了形不成規模，就有人提出把村里的1000多畝地全部栽桑養蠶。可全村的糧食由誰來供應？最后，經過反復討論決定：3分地種糧，3分地栽桑養蠶。就這樣，西橋村的桑樹面積實現了第一次擴張，達到400畝，成為當時泰興地區最大的養蠶專業村。隨后的10年中，蠶繭的價格一路上升，西橋村民的收入也從每畝幾百元增加到2000多元。

　　然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蠶繭市場價格開始滑坡，為保護農民蠶繭生產的積極性，實現西橋村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袁瑞林通過多方考察，堅定而信心百倍地跨出了第三步：積極尋求農民致富的有效措施。

　　經過反復宣傳與動員，1995年，全村400多畝的桑園里全都套栽了銀杏。1996年，袁瑞林又發動村民在其余的700多畝田里栽上銀杏，98年又套栽上柿樹。從2000年起，袁瑞林又探索立體間套復種模式，即在銀桑、銀柿園內套種蔬菜，幼年桑園、柿園套種地膜花生，成年桑園、柿園套種生姜，夏伐后套種莧菜，冬閑時套種大白菜、菠菜等，充分利用了土地資源和光照能源，提高了土地的投入產出率，西橋村又成了“無糧村”。

　　到2004年底，1100畝銀杏已全部掛果，銀杏加蠶繭、柿子及蔬菜等，畝收入達到48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6000元，其中400多畝的蠶桑貢獻最大，自栽桑養蠶到現在，這400多畝地已為全村取得了近2000萬元的純收入。據測算，3年后柿子進入盛果期，到時畝均收入可達4000元以上；從銀杏進入盛果期，畝均收入可達8000元以上，最高的可達1.5萬元以上。

　　立體間套復種不僅形成了規模特色經濟，而且提高了農業生產綜合效益，生態鏈、產業鏈不斷延伸。不少群眾看準蠶糞便這一特殊資源，承包了西橋村全部河面計100余畝，搞起了精細養魚；看準銀杏果原料，搞起了銀杏深加工。同時，西橋村生態農業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自2003年以來，每年來此參觀、考察、休閑的不下5萬人次。

　　從單一的種糧、栽桑養蠶到銀桑、銀柿套栽再到現在的立體間套復種，從“缺糧”到“有糧”再到“無糧”，順著西橋村27年的農業結構調整史，我們可以得到很多啟示。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很多，可以組織農民外出打工，可以組織農民搞副業，也可以像西橋村一樣精耕細作、田里“繡花”。手段不同，目的一樣，關鍵是選擇適合自己的路子。

　　工業興村——西橋村崛起的動力保障

　　西橋村雖處偏僻地帶，但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優越。然而在上世紀80年代前，西橋村的工業為零、三產也為零，村民為吃飽肚子，整日守在田園里，耕種著產量極低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83年，由村黨總支書記袁瑞林興起的“改種糧為栽桑”給村民們送來了春風，栽桑簡單的操作流程使部分群眾從繁瑣的田間勞作中解脫出來。面對無所事事的群眾，袁瑞林當即萌生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生態農業，另一手抓工業興村，引領群眾邁上小康路的想法。1984年春，經過深入思考的袁瑞林確立了“黨員帶頭，群眾跟上”的思路。袁瑞林認為，黨員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更是一面帶領群眾致富的旗幟，要想徹底改變西橋村落后的面貌，首當其沖的是要調動起全體黨員的積極性，從思想上、致富技能上改造黨員。基于這樣的思考，袁瑞林組織全村黨員開展了深入的教育及培訓活動。一是以創新培訓機制為舉措，增強致富信心。通過請先致富起來的黨員、社會能人現身說法，介紹致富經驗，組織黨員干部外出參觀，了解市場形勢，拜訪專業大戶等形式，激發起廣大黨員的致富積極性。二是以現代遠程教育為平臺，提升致富本領。通過組織觀看錄像、上網瀏覽、邀請市相關部門專業技術人員授課等形式，對全村黨員干部加強種養技術、營銷知識、農副產品加工技術等農村實用技術的教育培訓。事實證明，培訓的效果是相當顯著的，有了一技之長的黨員紛紛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崗位。袁瑞林同志帶頭行動，他多次跑北京與北京原子能研究院聯系，硬是憑著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將一個注冊資金200萬元的“絲綢精煉劑廠”引進村，1986年產值300萬，1987年產值400萬，1994年已達1000萬，西橋村順利成為張橋鎮歷史上第一個過千萬元村。1998年，袁瑞林又主動與無錫糧機廠掛鉤，投資1000萬元上了冶金軋輥項目，并與絲綢精煉劑廠一起成功組建村集體工業實體“西橋集團”，到2004年底為此，集團工業銷售總值已達8000萬元。10多年的工業發展為西橋人增加1000萬元收入。在袁瑞林的帶動下，黨員們紛紛效仿。退休村干部顧維漢不甘寂寞，回家辦起了外貿麻將廠，年產值達50萬元。退職老黨員胡仁銘辦起了銀杏深加工廠，年產值40萬元。黨員唐玉生在原來作坊式生產的基礎上加大投入成立了電柜廠。袁雙喜辦起了養豬場，年銷售200頭，創收15萬元。劉永根辦起了有機棒制造廠，張紅正辦起了電焊機制造廠。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黨員成為了群眾致富道路上的引路人和方向標。黨員富了，群眾怎么辦？2005年初袁瑞林果斷提出了“四輪驅動”的工作舉措：一是幫扶群眾辦企業。要求村黨總支一班人每人結對一個貧困戶，對一些缺資金、缺門路但又有一定經營頭腦的群眾進行項目幫扶、科技幫扶、資金幫扶，目前，在西橋村稍有一點經濟意識的群眾都辦起了企業，年產值千萬元的企業4家、500萬元的企業8家、百萬元的企業25家。二是安置勞動力。村黨總支除定期了解個私企業的發展狀況，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困難，支持個私企業做大盤強，形成地區特色外，還積極要求他們安置本村勞動力。現在的西橋村，已基本無剩余勞動力。三是強化招商引資。為吸納外地企業進村，西橋村落實了為民服務具體措施，鋪設了服務“綠色通道”，對凡為村招商引資、發展經濟而發生的車旅費等相關費用一律由村負擔，凡在村興辦企業的，村黨總支將主動做好土地協調、證照辦理、資金扶持等具體服務，凡個私業主在生產、生活中遇到不便的，村將努力為其創造良好環境，保障其正常發展。只2005年，全村就共引進并興辦企業9家，總投資900萬元，年產值近1500萬元。四是組建行業協會。針對村麻將業、養殖業、制造業等興起并形成規模特色的現狀，村黨總支在行業中建立了“西橋村外貿麻將協會”、“西橋村銀杏深加工協會”、“西橋村制造業協會”和“西橋村養殖業協會”，大家秉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宗旨，變分散加工為規模作業，變零星推銷為集中出售，不僅降低了成本，還提升了經濟效益。同時，還給一些購原材料無門路、銷售無渠道的個體戶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四輪驅動”促使全村經濟發展像“鞭打快牛”一樣猛進。如今的西橋村，黨員、群眾創業蔚然成風，成為張橋鎮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黨員富了、群眾富了，農村的面貌也要煥然一新，為響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號召，袁瑞林又一次陷入了沉思。2005年夏，袁瑞林主持召開了村兩委會、村民議事會和群眾代表大會，制定了西橋村新農村發展規劃。近一年時間內，“西橋集團”共投入380萬元為全村建成高質量水泥路5公里，柏油路2.5公里，砂石路2公里，新建橋梁4座，泵站改造5座，疏浚河道3條，布植綠化帶10公里，同時建成村敬老院，添置了合作醫療設施。群眾對此有著說不出的感動，而袁瑞林則認為，只要群眾滿意，再苦再累，值！

　　民主管理——西橋村崛起的精神依托

　　“管理民主”是推進農村政治文明建設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所在。

　　自1998年起，面對西橋村村集體每年都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收入時，袁瑞林一下子犯了愁，“村集體經濟空白時，大伙兒想有錢，現在有錢了又該怎么管理？”

　　2004年，這個困擾袁瑞林多年的難題得到了解決。當年7月，西橋村被國家農業部確定為首批全國農村集體財務規范化管理試點村，試點內容包括健全財務會計制度、規范財務處理程序、建立有效民主管理機制、培訓財會人員、暢通審計監督渠道等五個方面。西橋村通過民主理財、民主監督，實現了村招待零開支、村債務零增長、違紀案件零發生、涉農案件零上訪等“四個零目標”，最終達到讓群眾明白，使干部清白。2005年8月試點期滿后，順利通過農業部的考核驗收，其經驗做法在全國推廣。

　　在如今的西橋村，隨便拿一張村財務報銷票據，都會發現票面蓋有一枚特殊印章——民主理財專用章，印章由村民公選出的5人理財小組共同使用。

　　理財小組由村民大會兩輪選舉產生，先從村民自薦或推薦人中選出9名監督員，再從中產生5名理財小組成員。60多歲的退休干部戴連祥是理財小組成員之一，多年來熱心幫助調解村民糾紛，關心村里的公益事業，他前年公選時全票當選，其他4人也以超過90%的選票數入選。

　　“可不能小瞧這枚印章，這是財務民主管理的第一道關，也是最關鍵的一道關，它代表村民知情、參與、決策和監督了村組財務每一筆收支情況，收支票據如不蓋章，將無法報銷入帳。”西橋村會計服務站站長袁新文如是說，“每到月底，村干部還需在經辦收支業務的原始憑證上注明用途、見證人等，由村會計整理后送民主理財小組審核，加蓋民主理財專用章，交村委會負責人審批編制成記帳憑證后，方可入帳。村干部經手的收支業務當月結清，現金收入業務須在兩個工作日內入帳。”

　　“群眾對村情財務看得明白，我們村干部自然清白。” 袁瑞林說，去年下半年起，村里建起會計工作室、民主理財室和村級檔案室，配備了專職人員，又花1萬多元購置了村務公開觸摸屏電腦，并修訂完善了民主管理、財務公開、現金收支、會計電管化等12項村務規范化管理制度。

　　在建立民主理財制度的同時，西橋村又推出民主議會制。對于村里的事，不光由村干部說了算。按照每10—15戶推選一名村民代表的要求，西橋村建立了由64名村民代表參加的民主議事會，對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均由民主議事會討論，按大多數人的意愿作出決策。連接西橋村南、北片的一座農橋，年久失修，嚴重妨礙村民生產生活。今年2月16日，村里就此事召開民主議事會。原先村里考慮到財力有限，想先修補一下。但到會的大多數村民代表認為，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建議著眼于農業機械化和農村現代化，重新建一座高負荷、寬幅度的鋼筋混凝土橋梁。村民代表會議作出決策以后，村干部積極行動，除“一事一議”籌資5萬多元外，其余全部由村集體出資，很快便開工建設。

　　在西橋村，還有一項制度頗引人注目：7名村干部每半年向村民代表述職一次，滿意率、基本滿意率低于50%，要說明情況或引咎辭職。

　　“這給了我們一種無形的壓力，必須把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有機統一起來，而且要把群眾滿意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村委會主任張玉芳說這番話時顯得很不輕松。眼下，她正和村委會成員圍繞任期內的4項承諾一項一項落實。

　　西橋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注重從村民切身利益入手，抓農業，強工業；體民情，辦實事；聚民心，密關系，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我們相信，在該村黨總支的領導下，在廣大群眾的努力下，西橋人民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