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盛林在寓所
記：你老家以前是泰興的，對老家有哪些記憶？
蔡：那個時候農村孩子能上大學的不多，我們那屆口岸初中畢業的學生，有五六十個人，能考上高中的也就幾個人。那個時候經濟條件不好，交通也不便利，現在變化特大。2005年泰州火車站通車，我回去了；前年口岸中學80周年校慶，我也回去了，從泰州到口岸，一直到高港，公路全都連上了，汽車一直開到我家門口。
記：你是哪年離開泰州的？
蔡：1955年，當時我從口岸中學初中畢業，因為口岸中學沒有高中，我考到了鎮江中學，就這樣離開了泰州。記得在這之前，我們學校選了10個人，報考當時叫華東第二建筑工程學校的一所中技學校，結果10個人里只錄取了3個，我沒有考取，后來就報考鎮江中學，應該說那個時候省鎮中還是比較難考的，但我偏偏就考取了。
記：高中畢業以后就直接考大學了？
蔡：沒有考，大約是四五月份吧，還沒有畢業考試的時候，學校就通知我，說江蘇省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決定了，把你保送到南京農學院農業機械化系。說老實話，當時我很不愿意的，我不想上農業院校，我想搞社會科學，準備報考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但那是1958年啊，已經通知了，就不能說一個不字。
記：沒有選擇余地嗎？
蔡：沒有沒有，通知你了就只能這樣，你要是說我不去，我自己考大學去，你即使成績達到錄取分數線，也不一定被錄取的。記得我在口岸中學就靠拿助學金上學了，那個時候拿助學金不是靠成績，而是按家庭困難、出身成分好來分配的，所以我初中、高中都拿了助學金，到了大學，不但吃飯不要錢，每個月還給我兩塊錢生活費。口岸中學那個時候校風也不錯，像教導主任魏伯勛，不但教學業務上好，人品也好，很受人尊重。后來鎮江中學的管理更為嚴謹，在國內也是比較好的，由此我們學到了不少東西。當時我們這些學生得到了學校的重視，也受到了黨組織的培養，后來我在大學二年級就加入了黨組織。我大學讀的是5年制的，所以到1963年才畢業走上了社會。
記：后來分配的時候，分到了農業部的農業出版社，在《中國農報》當編輯，專業算是很對口的。
蔡：搞編輯啊，就不在于你那個專業了，好多知識，我都是在工作中學的，不光是農業知識這個專業了，包括社會知識的各個方面，在工作當中都很重要啊。我到這邊以后呢，先到印刷廠實習鍛煉，后來到編輯室，但是沒工作幾個月，1964年的10月份，我被叫去參加了當時的“四清工作隊”，分到內蒙臨河縣，就是現在的巴彥淖爾盟，我在那里當秘書，寫寫簡報啊，跟著領導出去轉轉啊，轉到1965年的7月份回來，不到一個月，又被派到遼寧錦州郊區的錦縣，又搞了一期“四清”，這次我管兩個隊，到1966年4月底才回到出版社，5月份就是“文革”了，所以這一段呢，搞業務的時間很短，但是受到的鍛煉很多。
記：“文革”期間業務方面基本上就停止了？
蔡：是啊，回來本想好好搞點兒業務的，但是《中國農報》已經停了，后來我又去編一個叫《農業技術》的小刊物，雖說是個小刊物啊，它當時的發行量卻挺大的，在全國發行幾十萬份呢。“文革”期間完全搞不成業務了，我當了農業出版社“文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部隊接管出版社以后，我們在1969年八九月份的時候，就全部下放到干校勞動了，當時干校在河南的西華縣勞改農場，在那個地方一直呆到1974年。
記：可能也想著早一天回到北京，回到正常的工作崗位。
蔡：那時候根本不敢想什么專業啊，回不回北京，回不回單位，都不曉得。到了1974年，形勢有些好轉了，回到北京但沒讓我再回出版社，要我到農科院的一個單位，當時我不肯去，等到年底的時候，中國農科院我原來的一個領導，他正好到農科院去恢復《中國農業科學》這個刊物，叫我跟他去，我就去當了編輯室的副主任。之后《中國農業科學》從復刊，到中級刊物，到高級刊物，我在那兒一直搞得挺起勁的，干到1982年的時候，當時老干部不是都要離退休嗎，農業部黨組就專門開了會，說讓我回農業出版社，7月份就把我調回去了。
記：這次回去，你是什么職務？
蔡：開始是副總編輯，后來到1984年的7月份，當總編輯。這時候剛好改革開放初期，科學的春天嘛，科技形勢發展很快，一方面老科學家要把過去的東西總結出來，搶救性地寫書、出書；另一方面農村的科技人員、農民需要書，行政部門的管理人員也需要書，因為“文革”那么多年，確實把圖書出版搞得一片荒蕪啊。
記：所以你就開始策劃了一系列農業圖書，具體是怎么做的呢？
蔡：好在過去我們出版社的老同志有個長期的積累，有著很好的基礎，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開始從頭再來。當時我們出版社的大約200名工作人員中，包含了農業各個學科的人才，農學方面農作物的栽培育種、土壤施肥、植物保護，畜牧業方面的畜牧養殖、獸醫以及農業經濟管理啊、科普啊等等，好在當時全國各地的各個學會也都恢復了工作，所以有了這方面的會議，我們都要去參加，我們的編輯不是在編輯室里等著編，而是去參加社會調查，根據農業、農村、農民的需要，編好書、出好書。
記：有資料這樣說的：從總體上規劃農業科技圖書的出版布局，按實際需要來構思圖書，這就是你擔任出版社領導時的工作追求吧？
蔡：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的農科院、農學院，除了西藏我沒有去，其他我都去過，因為你的選題哪兒來呀？你要靠這些專家學者提供，你去了以后你就知道這個農科院研究的是什么東西，研究到什么程度，什么時候可以有成果，什么時候可以發表文章，什么時候可以出書，成果在全國是個什么水平，在全世界是個什么水平，你要掌握這個。
記：能掌握這個，無疑需要很高的專業眼光。
蔡：在農業圖書出版上，中國農業出版社是全國最高級別的了。我們隊伍也大，基礎也很好，說老實話，實力也比較強，中宣部跟新聞出版總署曾經在全國評出了第一批15家優秀出版社，其中就有我們一家。當時我們的做法，主要是搞長遠選題規劃滾動，比如我們在北京中國農科院、中國農業大學開座談會，讓專家、教授提議，當前需要出哪些書，當前需要從國外翻譯什么書？國外哪個國家哪位學者的書比較好？規劃有長遠的，有短期的，然后呢把這規劃印好了，發到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的農科院、農學院，包括農業廳，征求他們的意見，有的還不光是信函，我們還派人去聽取他們的意見，有時也跟他們開座談會，讓他們聽聽我們的意見。
記：一方面是規劃，另一方面要組織實施。
蔡：規劃也不是固定的，過幾年就要再規劃，不合適的東西要去掉，新的研究成果要加進來，這些編輯心里都要有數。像土壤學方面，每年都要開土壤學年會，年會上自然要把全國乃至國際的土壤學研究的進展程度、最新成果在會上發布，所以我們的人就得去參加這個會議，這樣他就掌握了全國的情況，甚至也掌握了國外的最新情況，當然這是從高層次方面來說明的，具體操作上，我們對科普書的出版，以及學術專著的出版，都是著眼于滿足不同層次的讀者需求。
記：你說到種水稻，我想到一個人———袁隆平，農業出版社有沒有出過他的書？
蔡：出的啊，前幾年剛給他出了一本書。我跟袁隆平打交道比較早，1975年我到了中國農業科學院嘛，當時袁隆平在湖南農科院搞雜交水稻研究，正處在攻關階段。那時候一年為雜交水稻開好幾次會呢，我曾經在一年中去過8次長沙，就是為雜交水稻。那個時候他的研究成果還沒有成書，但已經有了文章，我們就給他在《中國農業科學》發表了。后來我到出版社以后跟他也常有聯系，他先是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了一本科普型的《雜交水稻育種栽培學》，之后我們出的是他學術專著型的《雜交水稻學》，2003年這本書出版后就獲得了國家圖書獎和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
記：中國農業出版社在大型農業工具書的出版上，顯示了它作為國家級農業圖書出版社的實力和影響，據說你曾為此費盡心力。
蔡：像《中國農業百科全書》，三十幾個分冊，把農業的各個學科用辭條的方法編寫出來了，都是國內一流的專家來擔當各個分冊的主任委員，當時我就負責把他們召集起來。開始的時候，農業部發文件，然后各個省市自治區都來配合，比方說南京農大編的《生物卷》和《農藥卷》，兩卷都是他們的專家擔任了主編。這套書對國家農業發展有著很大的貢獻，農業所有學科最高端的人物都匯聚在這里面了。當時的農業部部長何康，他很重視，掛了總編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具體管這事兒的，是農業部的常務副部長劉瑞龍，他對這事兒抓得很緊。
記：這套書搞了多少年？
蔡：前后有十幾年，一個很大的工程嘛。當時農業部每年要開一次專門研究《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的黨組會議，上世紀80年代，要人要錢都很困難的，所以我們開會的時候，劉瑞龍提出要求，何康就專門把部里人事室、財務室等等科室的人都叫來，說要給農業出版社多少人、多少錢，他們對這事都非常支持。《中國農業百科全書》從策劃出版到全部出齊的這段時間，剛好就是我調回出版社以后一直到退休的時間。
記：這段時間你還主持出版了《中國農業全書》等大型農業工具書。
蔡：《中國農業全書》這套書呢，我們為全國每個省市自治區各出了一本，每本大概是100萬字，到我退休的時候，就剩下西藏、陜西、內蒙3個地方還沒有完稿出書。如果你要了解我國哪個地方農業的概況，拿著相應地方的這本書，可以說這個地方的農業情況就一覽無遺，全都在里頭了。除了《中國農業全書》、《中國農業百科全書》之外，我們還出版了《英漢農業大辭典》，《農業大辭典》，還有其他語種、分冊的《英漢農學辭典》、《日漢農業辭典》、《法漢農業辭典》等，這些外文的工具書也比較配套，比較全的。
記：之后好像你們出版社的出版面還進一步擴大了？
蔡：從1990年開始，我們出版社的社長、黨委書記、總編輯就我一個人了，一直干到了退休。1994年，原來的那個農村讀物出版社，農業部也把它合并到我們這兒來了，所以這之后，我們出書范圍就更廣了，包括少兒，還有文學、生活類的書都出了。
記：總體來說，在你負責中國農業出版社的這段時間里，出版了很多有影響的圖書，比如你剛剛提到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這套書據說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農業圖書。
蔡：農業上誰家也沒有出這么多，英國李約瑟那個《中國科技史》，它是整個的科學界，我們這個是光農業這個領域的，是非常大的。
記：你擔任總編的時候，應該是中國農村農業圖書出版的輝煌期吧。
蔡：農業圖書我們出得最多，品種多、數量大、質量高。只是在農業上，不能說其他方面，全國出版社有500多家，再比也比不過人民出版社權威啊。
記：現在“三農”問題被提到了一個高度，對農業圖書的出版，應該是很好的機遇吧？
蔡：機遇當然是啦，但現在的問題是，不光是農業出版社出農業圖書了，其他一些出版社，像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以及每個省的科技出版社，都在出農業圖書，還有金盾出版社、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科院也在出，但主要還是我們農業出版社在出農業圖書。應該說現在農業圖書的出版形勢挺好的，當然，編輯人員多了，市場競爭也更激烈了，壓力也更大了，所以機遇也是挑戰，這就要你的選題好，選的是大家都愿意看而且用得上的書。
記：你在職的那個時候存不存在市場競爭？
蔡：也有，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有的出版社只要有錢什么書都出。但我們那個時候考慮的就是，還是以社會效益為主，這個書如果確實好的話，我們賠錢也得出。有好多書，特別是學術專著，它發行量小哎，但不能只看它眼前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不好的圖書我們從來不出，我們從沒搞過賣書號啊什么的，有一次我們一個編輯拉了兩本書稿，一本叫《名演員的浪漫史》，一本叫《殺人案例分析》，說一萬塊錢一本書號給他出，我說你拿這個干什么，就是再拿更多的錢也不能給他出啊。所以其他出版社，包括新聞出版署有人跟我說，我們出版社是一片凈土。
篳路藍縷
蔡盛林為本報題詞
蔡盛林從總體上規劃農業科技圖書的出版布局，按照農業生產、科研和教學工作的實際需要構思圖書，即圍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從分析我國國情出發，宏觀闡述我國農業發展的戰略和途徑的理論書；農、牧、漁、農墾、鄉鎮企業等各專業的高中級教材；適應農民多種經營、對農業技術知識需求的科技讀物；反映我國農業專家學者科研成果的各種專著；農業辭書和大型工具書；持續進行對農業古籍的搜集、整理、注釋和語譯。這些圖書形成了多門類、多層次、多專業的體系，對反映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傳播和普及農業科學技術知識，全面培養農業科技人才，提高農業干部和農民的素質，促進農業生產、教育和科研的發展，具有重大作用和長遠意義。
蔡盛林直接組織大型農業圖書的出版工程，編輯出版了反映我國農業科技發展具有一流水平的“拳頭產品”。如他擔任了《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輯、《中國農業年鑒》主編，還主持了《農業大辭典》、《英漢農業大辭典》、《中國農業全書》的編輯出版工作。蔡盛林還負責多個編輯室新增選題的審定和書稿終審簽字發稿工作，僅1990至1994年間，由蔡盛林審定的新增選題就有500余個，由他簽發的書稿有1100多種，2.4億字。
蔡盛林正確處理出版工作中遇到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保證出版社始終堅持正確的出版方向，建立并堅持一系列嚴格的出版制度，在社內形成多出好書的運行機制。在他擔任中國農業出版社領導期間，出版社先后有80多種圖書在全國性和專業性的優秀圖書評獎中獲獎，圖書的整體質量受到了廣大作者和讀者的充分肯定。1993年，中國農業出版社被農業部黨組授予“堅持黨的出版方針，為農業發展服務的優秀出版社”光榮稱號，又被中宣部、新聞出版署評為首批表彰的15家優秀出版社之一。1995年10月26日，蔡盛林榮獲第四屆“中國韜奮出版獎”。
蔡盛林說，他出生在農村，他們一家都是種地的農民，他大學讀的是農學院，從此，他開始了一輩子與農業、農村、農民打交道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