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銘盤出生于一個破落地主家庭，他出生時，家道早已中落，位于泰興縣城南門鉞街的家中僅有明代天啟年間所建的“矮屋數楹”，院中“雜草鉤連”，破敗不堪，“開北戶而畏寒，近溷藩而掩鼻，酒鐺茶灶，擠壁排欞，書幾經窗，依尻駢臂，醒謳夢囈，夜互答於連房，犢布中牏，晝紛綸於庭次”，人們稱之謂“朱家破大門”。 朱家天井中有一株桂花樹，為朱父所植，每到秋天，桂花開滿枝頭。朱銘盤二十三歲時，父親去世，逾年，庭中桂樹亦枯死，銘盤追憶父親在世時在桂花樹畔的“曳履浩歌之日，扶杖訓詩之晨”，遂將他的書房取名曰“桂之華軒”，以后他的文集也取名曰《桂之華軒文集》。 朱銘盤工詩古文辭，多才多藝，其于散文、史學、詩歌、書法都頗有造詣。他的散文寫得很出色，著有《桂之華軒文集》九卷。郭象升評近代駢文作家，頗推崇朱銘盤，云：“其意象則嵚崎磊落，其神理則磅礴郁紆，其詞采則雄深雅健，其筋力則潛轉從容。”章炳麟認為：“其文上規晉宋，下亦流入初唐”。又為朱作像贊曰：“海陵之彥，惟君闊步。訓辭深厚，翰音飛翥。”我們讀其《平山圖銘》、《關天君闕行之碑》、《寫幽思賦》、《柳西草堂記》、《桂之華軒賦》等文，感到一種淵雅、肅穆、典重、茂密的風度撲面而來，從而體會到只有駢文正宗才有的那種自然厚重。 朱銘盤又是一位邃于史學研究的學者，公務之暇，專心著作。他在光緒十六年張光前幕中，開始撰寫《四裔朝獻長編》，全書計56卷，詳細記載了自西漢至明季，凡二十五朝的朝獻故事。朱銘盤著此書的原因，是有感于壬午朝鮮亂事以后，國事蜩螗，藩籬動搖，出于憂天下之憂的心情，深冀朝野上下鑒于外患之嚴重形勢而有所警惕。他憂慮清王朝對外妥協的國策，將使列強貪得無厭、得寸進尺，從而招致紛至沓來的惡果。光緒十七年，《四裔朝獻長編》初稿完成，乃著手撰寫另一部巨著《兩晉及南北朝會要》，他撰著這部巨著的目的是想竟古人未竟之功，而期有所不朽于后世。在此后兩三年內，直至去世，纂成《兩晉宋齊梁陳會要》，共240卷。 朱銘盤還是晚清一位不同凡響的詩人。上海狄葆賢云：“朱曼君孝廉，驚才蓋代，太白之流，五古五律，蕭寥之中，咸具勝韻。七律典重，微患多才，《朝鮮柳中使小園聽土人雜歌》七古一首，辭采妍妙，彌近元白。”汪辟疆評曰：“曼君詩澤古甚深，不茍作，不矜才，自是學人之詩。”在朝鮮的二年中，朱銘盤與朝鮮的名儒魚之中、李秉哲、金爽準等常與交往，多所唱和。從他的詩句“料信客裝虛縞帶，小詩微響亦慚論”(《留別朝鮮士大夫三首》)中，可知當日朱銘盤詩名遠播，聲震海外。 十多年的軍旅生涯使朱銘盤對清軍的腐化、國事的蜩螗，都有直接的認識，情志發于詩文，這些感觸在他的詩文中多有表現。如“南蘇城外水如天，東出丸都路幾千，早有遼東賢太守，龍城不入慕容燕。”感傷遼東將領無人，形勢岌岌可危。而《答人問旅順》詩中進一步透露了他對幕府生涯的失望：“君問南蘇嘆壯游，那知風雨逼人愁，晝中海氣晴翻雨，晡后腥風夏變秋。舟客仰魚穿浿水，賈人挈婦出營州，管寧不值公孫度，那知遼東有舊樓。”至于國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師，朱銘盤已看出它的內部開始腐化，“武庫新成殺氣摧，荊拖夷箭飛通才，馬隆不拜西平守，誰辨當途朽杖來。”詩中朱銘盤是用的這樣一個典故：晉泰始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梁州，武帝臨朝而嘆，司馬都督馬隆進曰：“臣能平之。”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馬隆，馬隆對武帝說：“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杖，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從詩中朱銘盤所用典故可以看出，在甲午海戰中，炮彈中灌沙子，以致不能發炮，終于戰敗之事，事前朱銘盤不但知之，而且痛恨之。朱銘盤通過自己的詩，寄托自己深沉的心曲，并預料甲午戰爭的失敗已經注定，是無法挽回的。一百多年后的我們不能不佩服朱銘盤目光之敏銳，并為之敬佩不已。 于詩文外，朱銘盤好書法，善篆隸，行書清雅俊逸，尤擅魏楷，熔魏碑與漢隸于一爐，在亷卿(張裕釗)的基礎上隸意更濃，氣魄雄厚，古茂深樸，自具面目。其族人后學、已故泰興書協主席朱世源先生所著《揚州歷代書法考評》中評其書法云：“筆力峻拔，清新絕俗，后期書風更為沉郁，筆力堅疑。”他在金州軍營所臨的《張猛龍碑》、《張黑女志》，均曾書丹勒石，而以所臨《張黑女志》尤稱精妙，可惜這些刻石經過百余年風雨后，除《張猛龍碑》的一塊殘石外，余均湮沒無存。朱銘盤有《照潭和尚身塔銘》碑拓存世，系光緒十一年撰書。原先泰興的寺廟中，多有朱銘盤題寫的楹聯、匾額，如今烈士堂前碑樓上“金聲玉振”四字即是，不過現在的字，是在原跡遭鏟除后，根據殘存的部分影跡加以想象重新臨摹的，筆力與神采與原跡已不能相比。 朱銘盤一生中最為人稱道的是其識人有先見之明，《桂之華軒文集》中收錄有致袁世凱函手稿，在這份長達萬言的信中，朱銘盤對其時尚未發跡的袁世凱的為人和日后作為作出了精確的判斷。 光緒八年，袁世凱會辦營務處后，又巴結上了李鴻章，得勢后的這個不第秀才認為自己一步一步地高升指日可待，于是面目大變，處處露才揚己，對張、朱等人，先恭后倨，漸露驕態，連稱呼也逐日地在變動之中，最初是稱“老師”，以后是“先生”，再后便是“某翁”、“某兄”，愈變愈奇。光緒十年，朱銘盤看透了袁世凱的本質與野心，寫信給袁，“直斥其非”，與之絕交。在信函中，朱銘盤指出袁世凱的種種張揚跋扈共十三項，一言以蔽之曰“不學無術”，斥責他仗勢欺人，用權詐處事，“致使將領寒心，士卒怨涕”；揭露袁敗壞“販煙有誅、宿娼有禁”的軍紀，斥責他不但容忍，而且還是帶頭參與者；斥責他越權違制，干涉朝鮮內務等等，并直言不諱地譴責其忘恩負義，勾結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行徑：“李某方冒天下之大不韙……況北洋未必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盡如司馬(指袁世凱)之皈心委命于北洋。”并說：“以司馬往日之為人，疑其不應如此，以司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此后，朱銘盤一生再也未與袁世凱有任何交往，顯示了不畏強暴的錚錚鐵骨。 后來大家都很佩服朱銘盤的先見之明。安徽巡撫馮煦見稿后贊之為：“陳琳之檄，未能止曹操挾令謀漢之奸；蘇洵之信，未能回安石新政變法之意；曼君函稿，未能改袁世凱權詐貪婪之質。今視陳檄、蘇信、朱稿，猶鼎足而三。”沈寶熙評曰：“睹是書，當無異讀陳琳之檄矣，書辭咄咄逼人，深刻處有類申韓法家言，誠為一時名筆可傳也。”韓國鈞評曰：“昔南陽宗士林薄曹孟德而不與交，曰松柏之猶存，曼君其歲寒之松柏哉。” 朱銘盤幕府生涯 朱銘盤(1852～1893)，字俶僩，原字日新，號曼君，江蘇泰興人，光緒八年(1882)舉人。 朱銘盤幼年聰慧無比，好學不厭，博覽群書，過目成誦。他年輕時就有才名，與南通張謇、通州范當世、如皋顧延卿、海門周彥升并稱“江蘇五才子”。 同治十二年，朱銘盤考中秀才。 同治十三年，朱父去世，朱銘盤只好中斷學業，開始了幕府生涯。 同治十三年冬，朱銘盤經泰興同鄉、吏部左侍郎吳存義之子吳寶儉推薦，赴揚州兩淮鹽運使方浚頤處為記室，幫助辦理文牘。方浚頤藏書甚多，朱銘盤得以遍覽群書，兼聆方浚頤指導，致使學識更趨淵博。 光緒二年，朱銘盤在縣學食餼。是年冬，方浚頤調任四川按察使，朱銘盤因病未能隨行，方甚為惜念。 光緒三年二月，朱銘盤應聘赴浦口，到慶軍統領提督吳長慶軍中為軍幕。 光緒六年七月，朱銘盤在金陵拜謁著名學者、書法家武昌張裕釗，問為古文法，執弟子禮，張裕釗曾對人說，“吾一日得通州三生(指張謇、朱銘盤、范肯堂，時泰興隸屬通州)，茲事有付托矣。” 光緒六年冬，吳長慶調任廣東水師提督，這是一個空銜，吳長慶并沒有去廣東任職，仍幫辦山東防務，所部十二營，以六營留駐浦口、下關、吳淞，親率其余六營移駐山東登州黃縣，朱銘盤、張謇隨吳長慶去山東。 光緒七年四月，吳長慶拜把子兄弟袁保慶的過繼兒子袁世凱因在原籍惹是生非，不齒于鄉里，乃以故人之子的身份來黃縣投靠吳長慶。吳長慶囑咐張謇、朱銘盤對袁授以時文，袁世凱亦以師禮對待張、朱二人。 光緒八年，朱銘盤回到家鄉，參加省學政主持的考試，成了一名優貢，并在隨后舉行的南直隸州壬午鄉試中中舉。是年六月，朝鮮發生政變，日本企圖趁亂干預朝鮮內政，奪取朝鮮，再進窺中國的東北。值此危急之際，直隸總督張樹聲飛檄吳長慶率兵赴朝鮮定亂，史稱“壬午東征”。七月三日，吳長慶出兵朝鮮，朱銘盤“試后馳往軍中”，“從吳公援護朝鮮”。亂事既平，朱銘盤作《東援記功碑》。由于袁世凱是把兄弟的過繼兒子，吳長慶在朝鮮的時候，不斷提拔袁世凱。袁世凱遂暴露出趾高氣揚，忘乎所以的驕態。對此，朱銘盤雖有所警覺，“心已稍稍異之”，但仍認為是袁世凱“少年氣盛，不耐職事，需以歲月，或有進境”，仍寄希望于其能改正錯誤。 光緒十年四月，吳長慶自統三營退駐金州、旅順一帶，其余三營由袁世凱率領仍駐朝鮮。吳長慶歸國后，朱銘盤亦隨同撤退，吳長慶雖屬淮軍系統，但傾向于湘軍，因而頗受淮軍首領李鴻章等人的排擠，抑郁成疾。加之袁世凱忘恩負義，勾結北洋大臣李鴻章，一切更革，大反吳長慶，輿論也轉笑吳長慶“付托之非”。吳長慶氣惱交加，于這年閏五月廿一病死旅順。吳長慶死后，幕府賓客星散，朱銘盤偕同張謇等南歸。 光緒十一年，朱銘盤應江蘇省學政黃體芳之聘，在江陰參加《江左校士錄》定稿工作，并教授其子紹裘、侄紹第讀書。在這期間，朱銘盤還作《南菁書院記》。南菁書院是黃體芳在左宗棠大力支持下，于光緒八年創辦于江陰，為江蘇的最高學府和教育中心，學生要經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應考的士子大都是江蘇八府三州的生員，即使已取得舉人身份的士子想進南菁書院學習深造，同樣也得參加考試。朱銘盤以舉人身份為南菁書院作記，足見學政大人對他是何等器重。 光緒十三年，繼母蔡氏夫人病故，朱銘盤因丁憂回到家鄉，應族中長者的要求，朱銘盤主修了光緒十三年資善堂《泰興朱氏宗譜》，計八十四卷，十二冊。該譜雕版印刷，印二百四十五套。譜成后，朱銘盤撰《朱氏宗譜敘》。 光緒十四年，朱銘盤重新回到旅順軍營，在提督張光前統率的軍隊中效力。光緒十七年，朱銘盤因軍功被保舉為知州，但并沒有改變他幕僚的身份。 長期艱苦的軍幕生涯，隨人俯仰的生活，一身的窮愁，漸衰的身世，朱銘盤飽受折磨，積勞成疾，于光緒十九年(1893)十一月十八日客死旅順軍營中，年僅四十二。直隸總督王文韶上奏朝廷，按知府陣亡例賜恤。作為摯友的張謇為其經辦喪事，安排家屬生計，并作祭文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