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興女子李紅慧參加赴日研修打工，經歷了奴隸般的生活。在日本工會幫助下，她和另兩名女子成功從日本雇主手中拿回400多萬日元，隨后返鄉。
她們回國后，負責勞務輸出的靖江五洲公司卻將她們告上法庭，索賠20萬元人民幣。近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其訴訟請求。
2004年12月18日清晨，當飛往日本廣島的航班從上海機場升向藍天，30多歲的李紅慧從舷窗中俯瞰漸漸縮小的地面，和同行的76名中國女工一樣，她滿心歡喜。
2004年初，李紅慧從在上海做日語翻譯的表姐處得知，上海外經集團靖江市五洲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靖江公司)正在大量招募赴日縫紉女工。她跑去參加考試。
李紅慧前往日本的身份是“研修生”。從1993年開始，日本制定“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目的是為日本設立在東南亞等地的大型企業培養人才。但近年來，隨著日本社會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愿意從事艱苦勞動的日本人越來越少，大部分中小企業很難在本國招到工人，研修生制度因此開始向中小企業開放。根據“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規定，培訓實習的研修生第一年學習日語和工作，2年至3年后作為“技能實習生”，從事工作。研修生的補貼為每月6萬至8萬日元，技能實習生工資每月12萬日元。也就是說，每個研修生在日本最長可呆滿3年，計算下來，3年以后能有人民幣20萬元左右的收入。
之前，李紅慧在深圳的制衣廠里做了10年縫紉工，對她來說，3年掙20萬元，是個不小的誘惑。
李紅慧以熟練的技術通過了考試。上海外經集團公司為她提供了赴日護照。2004年8月30日，在向公司交納了4500元錢之后，她被通知到蘇州參加3個月日語培訓。
一
2004年12月，交納了報名費、學習費、差旅費等各種費用3萬多元之后，李紅慧終于獲得了赴日打工的資格。當月，她跟靖江跟公司簽訂正式的赴日研修協議書。
可面對協議書上8大項70多小項條款，李紅慧卻“頭皮發了麻”，條款對研修生在日本的生活細節做了詳細的規定，其中包括：“……在日本無親屬、朋友關系;要聽從公司統一安排，不得拒絕或向日方強要加班;不得到指定宿舍以外的地方留宿;未經會社準許，不準私自外出，準許后也不可單獨外出，必須結伴而行;不得與日本殘留孤兒、日籍華人或者其他與工作無關的在日人員聯系;禁止與任何人以戀愛之名同居、結婚或其他致孕活動;對日方管理應絕對服從，其中包括對計件工作、加班及行宿等各方面的安排，不得以罷工怠工威脅日本業主;禁止購買使用手機、BP機等通訊工具;不得使用會社電話，一律禁止與國內外任何電話的聯系;不得與其他會社的研修生相互通訊及信件交往;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日方提出提前回國及索要‘歸國理由同意書’……”
而且，如果違反協議書上的條款，構成逃跑或者變相逃跑，回國后，研修生必須向靖江公司支付違約金20萬元人民幣。
“不就是3年嘛，忍著就行了。”李紅慧安慰自己，這樣的機會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
二
飛機降落在廣島機場，一輛大巴把77個人拉到了廣島東部的福山市。在當地車站，她們分別被10多個工廠主領走。
李紅慧和另外2個海安的女子坐了一個多小時車才到了老板中山貴史家里。那是一個偏僻的農村。一下車，老板就收走了3人的護照、證件等。
兩天后，3名女工被老板帶到附近的工廠。一進工廠，她們都大吃一驚——廠房陰暗狹小、機器潮濕陳舊。“比我在國內工作過的制衣廠差遠了。”李紅慧說。
事實上，DNS株式會社是一家日本鄉村家庭小作坊，主要負責牛仔褲生產中的一道工序，為福山市的其他大型制衣廠提供半成品，最終的成品衣大多銷往東京、巴黎等大城市。
據了解，福山的農村布滿了這樣的家庭作坊，每年都招募大量的外國研修生作為主要的勞動力，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女工。
廠里一共雇用了11個工人，3個年紀大的日本婦女和8個年輕的中國研修生。老板還把家里閑置的土地分給工人們種菜，自給自足。
在今天的李紅慧看來，那段日子簡直是一場噩夢。“每天早上從8點開始上班，一直到晚上10點半休息。上下班前后一個小時內不準上廁所，上午只能上一次，下午只能上兩次。”
“小車間里裝了3只攝像頭，監控工人是否偷懶，剪指甲、打瞌睡、上廁所時間過長，一旦被老板發現，就要遭到訓斥。”
由于很多人都是借債出的國，拿不回20萬元無顏見江東父老，因而，沒有人想逃離。大家小心翼翼，恪守著協議書上的每條每款，日復一日地加班加點，毫無怨言。
在李紅慧的記憶中，加班最多的一個月是2007年3月份，共加了251個小時。
按照日本法律，加班工資最少每小時600多日元。可是，研修生加班每小時，只能拿到300日元，后來漲到330日元。
在日本的3年里，和所有人一樣，因為實在太想念家里的女兒，在李紅慧的爭取下，老板特許她每天晚上10點半下班之后，從宿舍往家里打電話。
因為當地物價太貴，研修女工們極少有人會在日本買東西，平時吃的用的都是家里人從中國寄去的，臘肉、牛肉干、方便面、火腿腸、咸魚、蘋果等等。
三
對李紅慧們來說，加班加點的辛苦，她們尚能忍受。她們不能忍受的是，每個月，工資單里總會有各種名目的稅金被扣除。
李紅慧說，她的一位同事，最多的一個月被扣除了2萬多日元稅金和其他費用。
“協議書里寫了，不能夠隨意打聽老板的事情。”李紅慧說，大家都擔心被辭退，就沒有人敢問老板，可是，她一直都把這些賬單保存下來。她跟另2名同事商量好了，走之前，一定要把稅金的事情問清楚。
2007年1月1日，日本過新年，中山貴史帶著8名女工到福山市政府辦理居留證手續，在市政府的大廳里，負責簽證的工作人員桌子上放著一張中文字樣的廣告單，上邊寫著：如果你在日本國遇到什么煩惱，請撥打電話××××××。
李紅慧盯著看了半天，直到中山貴史出去上洗手間時，負責簽證的職員看出了她的心思，主動把電話抄給了她。
回到宿舍后，李紅慧打通了抄來的電話號碼。電話里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對方稱自己是市政府雇用的“外國人鄉談員”，北京人，來日本已經10年，日本名為細谷雪子。
聽了李紅慧的遭遇后，細谷雪子很震驚：“這是奴隸般的強迫勞動，在日本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細谷雪子的話給了李紅慧很大的鼓舞，她們約好到福山市見面把事情說清楚。
可是，新年過完之后，每天都要加班，李紅慧一直找不到機會出門。一直到4月26日，因為上廁所時間過久，李紅慧跟中山貴史發生了沖突。隨后，她就跑去找到了細谷雪子。
“只要有證據，一定會為你們討回公道。”細谷雪子承諾。
細谷雪子拿了很多日本勞動法規的中文宣傳資料給李紅慧，讓她帶回廠里給女工們分發、講解。“看了這些資料，才知道，老板的很多做法都是違背日本法律的。”李紅慧說。
當天晚上，帶著這些資料回到宿舍后，李紅慧號召大家一起跟老板斗爭。可是，響應者寥寥。
出乎李紅慧意料的是，第二天一上班，老板就過來威脅她們，說她們意圖逃跑，會馬上讓上海外經公司派人來將她們帶走。
事后，李紅慧得知，當天晚上，8名女工中有人打電話向靖江公司“告密”。隨后，靖江公司又打電話到上海外經集團，很快就通知了日本老板。
李紅慧和另外2名同事害怕極了，她們趁老板不注意，逃出工廠，去找細谷雪子。很快，中山貴史也追到了市政府，要把她們帶回工廠。
市政府工作人員不肯放人。細谷雪子介紹她們認識了福山蒲公英工會的事務局長武藤貢。福山蒲公英工會是一個民間工會組織，跟企業內部工會不同，只要你愿意，不分國籍、性別、年齡等，都可以以個人名義加入，工會為所有會員維護權利。
李紅慧3人很快就加入了福山蒲公英工會。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一方面，武藤貢與中山貴史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一共列舉了中山家非法用工、強制勞動、克扣加班費等10條違法行為，要求其對工人進行賠償。
其間，上海外經集團也派人來到了福山市，威脅李紅慧等3人，要她們趕快回國，不要再鬧下去了。
她們還不斷接到家里人催她們回去的電話。“靖江公司的人不斷找上門，說我老婆在日本參加了黑社會組織，要我們勸她趕緊回來，否則在日本會惹出大麻煩，再也回不來。”李紅慧的丈夫說，當時家里都害怕極了，天天打電話催她回來，錢也不要了，人能平安回來就好，再也不去日本了。”“當時，我們也都動搖了，如果嚴格按照市政府給我們計算的工資和加班費，工廠應退回我們每人約150多萬日元。但是，上海方面不答應。再加上，武藤先生為此事奔波了一個多月，我們覺得對不起他，所以，決定堅持到底。”
5月24日，事情終于柳暗花明——武藤貢帶領3人在福山市召開新聞發布會，邀請了各大媒體、市勞動局等機構參加，將3人在DNS株式會社的遭遇公之于眾。中山家終于低頭認錯，退還了3人400多萬日元，并且為她們買好了廣島飛往上海的機票。
然而，李紅慧想不到的是，去年6月，回到家一周之后，她們3人分別收到了法院發來的傳票。原來，靖江公司已經將她們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簽訂的合同，賠償公司20萬元人民幣違約金。近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駁回了靖江公司的訴訟請求。該公司未上訴。
據了解，上海外經集團是中日研修協調機構會員。靖江公司于2000年加盟中國上海外經集團，一直負責蘇北地區的研修生招募工作。每送一個研修生到日本，上海外經集團都會從每人每月的收入中提成1萬日元，直接由日方老板在發放工資時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