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潮（道光才子）
陳潮（1801～1835），字宗海，又字東之，清泰興縣霞幕圩（今泰興市曲霞鎮）人。 陳潮的父親和伯父都是讀書人。父親若鋒淹通經術，雖是一個諸生，卻很有名。由于家門多變故，昆弟幾人早早離開人世，生活十分艱難，但他仍篤志讀書，鉆研學問。 陳潮還有一個堂伯若館，廩生，也很好學，甘于貧苦。陳潮小時候過繼給嬸嬸，雖然家庭的不幸給他幼小的心靈蒙上了一層陰影，但父輩刻苦好學的精神給他以強烈的熏陶。他平時沉默寡言，勤奮苦讀，意志堅韌。陳潮于書無所不窺，凡經、史、諸子、百家及古文辭，無不口誦手披，寒冬炎暑無輟。他治學廣泛，于文字學、經學、音韻學、算學都有獨到研究，并有著述。同時，他又是一位有名的篆書家。陳潮先以廩生游太學，由于他的學識才華而顯名都下。京師諸巨公爭識其面，由此聲名大振。當時在人們眼中，京城有十二才子，陳潮為其翹楚，同時的龔自珍、魏源、包世臣對他都很推崇。他與龔自珍友善，學術觀點和水平相近，時稱“陳龔”。陳潮雖才華橫溢，但直到道光十一年(1331)才在京師經順天鄉試中舉，后來三次被推薦參加禮部考試，都未能中進士。大興學者徐松精于史事，尤長于地輿(地理)之學，好鐘鼎碑碣文字，識其才，把陳潮延至家中教授兒子。陳潮一面授館，一面治學，直到逝世。在徐松家當門客后，陳潮更致力于經學研究，他依據唐石經校定十二經(唐時《孟子》未升為經)，手自繕錄，對《易》《書》《詩》《禮》《春秋》《爾雅》皆有論訂，被稱為“自有石經以來第一能讀者”。在音韻學上，他求教于碩學名儒何萱、吳伯盉，盡得奧妙。何萱摒棄舉業，杜門著述，著成《韻史》78卷。他在信中論其大要，寄給吳伯盉。吳說：“萱之撰《韻史》也，商榷條例多與舊韻書違異，惟吾友陳東之能匡其不逮。自其遠游，談古義者鮮，不知閉門造車，出門果能合轍否矣。”陳潮作為他們的忘年小友，如此被其推崇，可見他在音韻學方面的學術水平。陳潮又屬意算學，精通《立天元一術》（一元高次方程）和朱世杰《四元術》（四元高次方程組），并著《四元細草》2卷。 陳潮治學嚴謹，研究精深。為研究《周髀算經》（算經十書之一，西漢或更早時期的天文歷算著作），曾夜登高臺觀察星象，達旦不寐。為研究《綴術》（算經十書之一，祖沖之撰，久佚），從唐代以明算科取士對綴術考試的重視，以及《唐六典》、《隋書律歷志》、唐李淳風注劉徽《九章算術》、王孝通輯《古算表》、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序、沈括《夢溪筆談》等各種古籍無不一一仔細探究，認為綴術中可能有精密的圓周率、三次方程的解法和正確的球體積計算等成就，于是準備結合當代人的研究成果，寫成《綴術輯補》一書。由于刓精敝神，勞瘁成疾，他過早地在京師寓所離開了人世，時年35歲。陳潮的英年早逝，人們無不為之痛惜。徐松為之殯殮。友人楊亮，甘泉人（今揚州市內），因同時客于徐松家，在共同治學中結下深厚友誼，千里歸故友之喪，到泰興陳潮老家升堂拜母，痛哭而去。這樣，陳潮才得以魂歸故里。 陳潮在道光年間又是一位名揚藝壇的篆書家。時人都認為他的小篆“質樸古雅，上埒陽冰”（唐篆書名家李陽冰），有句云：“荔裳（吳存義）小令東之篆，云伯(何龍文，何萱侄)先生七字詩。”清代小學昌盛，加之江左遺風，學者多習篆籀。然而到了陳潮所處時代，崇尚北碑更成了熱門。當時包世臣大力鼓吹碑學，揚州一時成為碑學的中心。像陳潮的好友楊亮，與吳熙載、梅植之等都曾同受包氏法，而陳潮學書，卻靜對時風，獨研篆法。他精研六書，不但鉆研了許慎《說文解字》，且對徐鉉、徐鍇以及錢大昕、段玉裁諸家異同，詳加考核，夙夜研思，探究原委，從而文字之本，悉在心中。同時他直接取法李陽冰和李斯，每日晨起必作篆字數百，寒暑不輟。與陳潮交游者，如何紹基、吳存義、何龍文、李兆洛、陳啟文等皆一時之俊杰，他們時相往還，相互切磋，取長補短。這樣，陳潮以超人的天賦、學識和勤奮，揚帆書海，深得篆法。他的篆書擺脫了前人拘謹刻板的習氣，在鄧石如用羊毫作篆的基礎上，寓古法而求新意，以圓勁中鋒為主，時見提按調鋒，常有側筆取妍，結構章法富有巧思，極盡變化，筆力開張，姿態活潑。朱東潤先生評論說：“東之先生作篆高者，上比上蔡(李斯)，下猶不失陽冰。”可謂的評。我們看陳潮的鐵線篆，蒼秀圓勁，深得《嶧山》神韻，而玉筋篆則圓潤婉通，氣機流宕，直逼陽冰。評家認為他的篆書和王澍、孫星衍、何紹基以及后來的吳大徵相比，是有過之而不及的。 陳潮篆書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其獨特的審美特色決定的。曾農髯在陳潮“騷作四始勍敵，賦為六誼附墉”篆聯上題跋道：“東之先生與道州(何紹基)為同年友，道州篆法多取東之，天不與年，流傳亦少，殆亦命耶?此聯古厚，髯所見第一聯也。”“古厚”是東之篆的審美特征。所謂“古”，就是遵守傳統筆法，即中鋒運筆，除垂直筆外，仍堅守每畫兩頭圓的筆法，李斯、李陽冰、鄧石如莫不如此。所謂“厚”，就是筆畫充實，真力彌滿，不薄、不弱、不飄。東之先生能到此境，說明他走的是篆書正軌，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去追求自家風格的。后來的吳昌碩“以善書《石鼓》聞，變《石鼓》平正之體而高聳其右，點畫脫漏，行筆驁磔，《石鼓》云乎哉!后學振其名，奉為圭臬，流毒匪淺，可勝浩嘆!”（商承祚《說篆》）東之篆的另一特色是“神閑”。近代馬宗霍說：“東之篆書馳騁有勢，而神頗能閑，惜其早卒，不能充其所至。”秦人雄圖大略，縱橫馳騁，橫掃六合，統一天下，秦篆亦馳騁有勢，神閑意秾。東之先生不像孫星衍那樣取則不高，為黨夢英所囿，而是直接師法秦篆，并能師心不師跡，得秦篆法乳。何紹基到晚年才認識這一道理，但他的篆書似不及東之。取法乎上，這是東之篆給我們的啟示。康有為評價東之篆，認為“思力頗奇”，但又指責“如深山野番，獷悍未解人理”。其實康書不及東之遠甚，東之篆書氣勢之精邃，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康氏筆端草率散漫，顯出獷悍恣肆的味道，所乏者“神閑”也。康氏的書作特點之形成，我們今天看來其實并不奇怪。大凡國勢強盛或相對安定的時代，書風總是比較典雅，充滿從容不迫的自信感。如東之先生，其時在承平，故篆作能上比李斯，神頗能閑。而在亂季，一些書家的筆墨中總透露出一種不安的蒼涼之感。所以康氏筆端有這種情緒，正是時代使然。 陳潮的著作有《陳東之經說》（一作《東之文鈔》）1卷，有劉師培《國粹學報》匯編印本；《華嚴經音義》2卷，有道光十五年歙縣徐寶善作序的刻本。另有《依唐石經校定十二經》《詩聲衍》1卷、《四元細草》2卷（未刊行，僅于志書中存其書目）。其書法作品流傳亦少，香港《書譜》1978年第6期曾影印其《法家言》軸墨跡5行58字。東之故里公私藏家尚有篆屏、篆聯多件，其中《七言石經古歌》屏和“讀書大游覽，為善小熏修"聯墨跡尤為精湛，用筆斬截，寬博雄逸，可見東之篆的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