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肇經(水利學家)

腳踏實地，主持上海市政工程與全國水利建設事業

    鄭肇經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他從德國學成歸來后，就立即投身于我國水利建設的實際工作中，一方面在河海工大當教授，另一方面又接受當時江蘇省省長、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韓國鈞(紫石)之聘，兼任江蘇省政府的水利佐理，從事實際的水利工作，協助省政府調處水利糾紛。他并與韓商定，延聘恩格司來我國視察黃河，研究治黃計劃，并與沿黃各省協商一致，共同支持此舉。只是由于當時爆發軍閥混戰(即“齊盧戰爭”)，韓省長卸任，此事只能作罷。  

    1927年北伐軍進入南京后，河海工大的校舍(潔漪園)成為其總司令部，學校停課；1928年河海又被并人中央大學，成為其工學院的一部分。鄭肇經于是不再擔任專職教授，而是去上海擔任上海特別市工務局技正(主任工程師)、工程科長(1926年起鄭就應當時淞滬總辦丁文江之聘，兼任此兩職)，后又擔任工務局代局長和市中心建設委員會委員，為上海市的市政建設和長遠規劃踏踏實實地工作。對于大上海的長遠規劃，鄭肇經提出了6條措施：

    (1)沿租界修筑公路，切斷“越界筑路”，收回警權；

    (2)開辟新的市中心；

    (3)從虬江路口至吳淞沿黃浦江開辟深水碼頭；

    (4)將閘北鐵路以支線延伸到吳淞深水碼頭；

    (5)利用浦東、閔行地區發展工業，籌建橋梁，以改善黃浦江兩岸之交通；

    (6)改進市政管理。

    從1926-1934年，鄭肇經在上海搞了8年市政建設，按照這個規劃，一件一件、腳踏實地地去實施，如修筑馬路、深水碼頭、鐵路支線，修筑滬杭公路等等。有些則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來得及實施，如籌建黃浦江大橋。但是，從他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做的工作，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大上海的規劃是很有遠見的。后來，上海市發展的實際情況也證實了他的高瞻遠矚，特別是看到鄧小平同志提出開發浦東的戰略思想以來上海市飛速發展的現實，更使我們感到鄭肇經作為一位技術專家的遠見卓識。他在上海市工務局工程科長和代局長任上所做的貢獻是開創性的，因為在清朝和北洋軍閥時期，上海的市政建設基本上掌握在外國人手里。北伐以后，成立了上海特別市，才開始由中國人自己來管理上海的市政建設，而他正是在這時候擔此重任，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鄭肇經的開創之功應該得到充分肯定。

    1929年，國民政府收回青島治權，設立特別市，并向上海借調港工專家。上海市長推薦他擔任青島特別市政府參事，專任青島港務局局長兼總工程師。他去青島工作了一年左右，擬就青島《港務規劃》，啟用青島特別市港務局印信，開始辦理港務工程，首先是開辟航道標志。次年(1930)，青島特別市撤銷，他仍回上海工務局擔任主任工程師、代局長，主持上海的市政工程，繼續規劃上海市中心的建設。

    1931年夏秋之交，江淮發生特大洪水。8月28日，里運河東堤決口27處，蘇北10個縣被淹，死亡七八萬人，江蘇省主席和水利局長被撤職。江蘇著名愛國人士韓國鈞為了發動各方人士協力救災，親自到上海誠邀鄭肇經回鄉主持運河堵口復堤工作。鄭肇經是泰興人，看到家鄉人民生靈涂炭，自然義不容辭，于是慨然兼任江北運河工程善后委員會委員、主任工程師，負責運河堵口復堤善后工程，并親自到來圣庵、黨軍樓、里鋪等困難河段現場指導施工。至1932年5月，堵口工成，他告別家鄉父老，仍回上海。韓國鈞寫信致謝曰：“此次堵口勉成，皆兄之功也。”韓并欲寄重酬，但被鄭肇經婉辭。

    1933年，繼前年江淮大水之后，江漢和黃河又發大洪水，黃河在貫臺、馮樓等地決口50多處，全國震驚。人們發出了“水利救國”的呼吁，國民政府于是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主持中央直轄各水利單位的行政管理和工程業務，由著名工程專家茅以升出任處長。為了尋覓一位具有真知灼見的水利專家來管全國水利，茅以升于1933年親自到上海，力邀鄭肇經到南京，任全國經濟委員會簡任技正(總工程師)、水利處副處長(1935年起任處長)，主持處務，主管全國水利行政、工程建設和科學研究事業。著名水利專家、中國農業科學院灌溉研究所所長粟崇嵩教授認為：“中國近代水利之興起，歷經張謇之倡議，李儀祉之論說，落實到鄭肇經之付之實行和收實效，歷時三十多年才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鄭肇經受命于國難期間，尤為難能。”粟崇嵩概括了鄭肇經在主持全國水利工作期間所作的主要貢獻，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統一全國水利行政事業上，水利處以強有力的業務領導為之開先河，作出良好開端。舊中國在張謇設全國水利局之前，沒有統領全國水利的中央水利部門，事權分散，且港口建設受制于外人。張謇即使設局也有名無實，他本人只能致力于導淮治運的研討勘察。到全國經濟委員會，才得以整建華北、淮河、黃河、揚子江4個水利委員會和珠江水利局等5個流域水利機構，加強江漢工程局，新建涇洛工程局，組成中央下轄水利機構體系，水利處總管其業務，中央有了一個水政中心。陜西、江蘇、江西、四川等省先后建水利局，一般多在省建設廳設水利科，各地方水利建設也在不同程度上發動起來，從而使長期停滯不前的水利呈復蘇氣象，陜西成為中國現代灌溉發祥之地，水利處成為推動中國水利走向現代的動力源。抗戰軍興，水利處演化為重慶經濟部水利司——行政院水利委員會——勝利復員后的南京水利部，從而結束了歷史上水利的多頭領導。水利處以其實際業績起到破關作用，功在當時，利被后來。

    2、在水利工程建設上，鄭肇經在丁文江的啟迪和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秦汾的支持下，建議和促成全國水利委員會的建立，爭取到由國庫每年撥給經費600萬元，以水利處為具體執行機構，成功地發動了當時所能做到的一個水利建設高潮，從而啟動了20世紀30—40年代的水利建設。他全力支持西北灌溉工程建設，應陜西省政府要求，設水利處下屬的涇洛工程局以整修涇惠渠和開辦引洛工程，派設計科技正何之泰率測量設計隊赴寧夏測設云亭渠；派工務科技正王仰曾率隊赴內蒙測設民生渠，以改擴和更新這兩個舊灌區。他還相繼組建了云亭、民生和陜西的梅惠、澇惠，甘肅的洮惠等渠工務所，予以經費和技術支持。陜西也自辦了引渭工程。西北大興渠工在各地引起很大反響，有條件的省也開始行動起來，相應又為戰時大后方各省興建農田水利貸款工程創造了條件。人員支邊南到粵、桂、湘，北到甘肅、寧夏、內蒙、新疆，使當時為數不多的掌握西方現代水利科學技術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成為邊遠地區水利建設的骨干力量。  

    為了統一規劃全國的水利建設，鄭肇經主持制定了《五年水利建設計劃》，其主要項目有：

    (1)整理淮河入江水道及墾辟高寶湖區工程；

    (2)建筑永定河官廳水庫工程；

    (3)實施海河獨流人海減河工程；

    (4)黃河下游鞏固堤防，調整河槽工程；

    (5)揚子江調整河槽及整治湖泊工程；

    (6)珠江流域水道整理工程；

    (7)整理津杭運河第一期工程；

    (8)小清河航運第二期工程；

    (9)開辟蘇北濱海墾殖區和新運河工程；

    (10)完成關中八惠渠灌溉工程；

    (11)山西桑干河及察哈爾洋河淤灌工程；

    (12)山西汾河灌溉工程；

    (13)整理綏遠、寧夏、甘肅水渠工程。

    此外，還有水利基礎科學研究，訓練水利人才，協助各流域和各省興辦水利事業等項目。雖然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人侵和抗日戰爭的爆發，這個五年計劃的許多項目直到解放以后才得以實施和完成，但是，在我國水利建設規劃中引入五年計劃，鄭肇經是首創者。

    在流域的水利建設中，鄭肇經大力支持導淮工程，全力支持堵塞黃河貫臺決口。1935年6月，他去開封與當時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李儀祉商討貫臺、董莊堵口和修筑金堤等工程項目，并與李一起到黃河黑崗口、貫臺等處視察。當時雖值初夏，但天氣十分炎熱，途中口渴難忍，而他又是裝了假肢的殘疾人，行走不便，李儀祉便去農田中摘來大西瓜解渴，一時傳為佳話。這一年，鄭肇經還去武漢檢查江漢修防工事，到長江馬華堤、同仁堤等險工地段視察修堤情況，去華北視察海河水利，審定海河、永定河官廳水庫工程計劃等。1936年春，洛惠渠5號隧洞施工中發生流沙壅塞險情，鄭肇經又以殘疾之身親赴西安，再坐騾車去大荔，換乘工地上運土的輕便軌道車到5號隧洞，與現場技術人員研究流沙潛泉下的施工方法，決定采用“井渠法”，從山頂沿渠線每30米距離開鑿一個工作井，井下挖通行水。他又由涇洛工程局孫紹宗局長、陸希正副總工程師陪同查勘石頭河，決定了梅惠渠壩址。鄭肇經此行真可謂風塵仆仆，不辭辛勞。回到西安后，當時的西北最高軍政首腦楊虎城將軍與邵力子主席設宴致謝。5月，他又陪同孫科視察導淮工程，出席楊莊活動壩(我國第一座采用升降式閘門來控制流量的現代水工建筑物，其水工模型試驗即由鄭肇經等人在中央水工試驗所進行)落成放水典禮。6月，他又去江漢工程局視察遙堤，慰問民工，并去鐘祥調查決口原因。8月，白茆閘竣工。1937年，水利處直接投資興辦的西北灌溉工程寧夏云亭渠、陜西渭惠渠工程和涇惠渠修復工程相繼竣工，梅惠渠、洮惠渠、洛惠渠等亦在加緊施工建設中。從水利處建立到“七七”事變發生不過5年左右時間，由于鄭肇經的埋頭苦干，多方奔走，在水利處牽頭、各方響應之下，這些水利設施得以紛紛建成，開始扭轉我國水利事業長期停滯、無所作為的局面。

    3、在人才培育上，鄭肇經始終是一位循循善誘、大膽提拔培養后輩的教育家。他在主持全國水利工作中，也以培育人才為己任，于1936、1937年先后甄選兩屆出國進修人員。1936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派出張炯赴印度尼西亞考察水利；考選農田水利2名(王鶴亭、粟崇嵩)分赴印度和越南、埃及，河工2名(張書農、薛履坦)分赴越南和德、荷，水工模擬1名(李丕基)赴德；后又續派沙玉清、徐懷云、伍正誠、鄭兆珍等。同時還批準了嚴愷、譚葆泰、陳善模、李翰如、汪胡楨等出國留學進修和考察。他們約于1939年先后回國效力，或在抗戰中光榮殉職，或成為新中國水利事業的中堅力量，或成為國際知名的水利專家，大都作出了非常突出的業績。鄭肇經兩年內派出如此多人出國取經，在舊中國是絕無僅有的。他重視人才的選擇，任人唯賢，不帶私情。水利處初建時，選才成立班底，1934年在應屆畢業生中公開招考實習工程員，以充實基層技術力量，不接受推薦。1936年出國進修人員考試，由設計科科長汪胡楨任主考，鄭肇經和各水利委員會技術主管人作考委，由這些委員會和涇洛工程局初選中、初級工程人員到南京會考，及格(60分以上)者6人，全予錄取，這在當時也屬創舉。

勇于開拓，創辦現代水利科學實驗研究事業

    鄭肇經不僅是一位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實干家，而且也是一位富有開拓精神的創業者。當時的中國，水旱災害嚴重，水利問題成堆，水利基本資料十分缺乏，水利儀器設備全靠進口，水利技術人員寥寥無幾。要想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開展水利事業，不僅需要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而且要有遠見卓識，敢于引進西方先進的水利科學技術，開拓我國自己的水利科研事業。他始終牢記自己在德國留學時早已立下的宏愿，堅持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現代水利科學實驗研究技術引入中國，用來研究解決我國的實際水利問題。20年代他在河海工大任教期間，就在校內建成了我國第一個水力實驗河槽。1933年他就任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副處長之后，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特聘他擔任工學院兼職教授，他與羅協商，在中央大學內辦起北極閣水工實驗室(又名“臨時水工實驗室”，現在東南大學校園內)，這是國內最早建成的水工模型試驗室。自該時起，他領導了水工模型與原建筑物相似律的研究，得出模型比率，繪制出各種曲線，成為我國水工模型試驗的發端。1934年9月13日，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第三次會議決定將該實驗室定名為“中央水工試驗所”，隸屬本會，作為全國水利科技研究中心，并指定鄭肇經為該所籌備主任(后任所長)，在南京清涼山修建當時亞洲最大的水工試驗大廳(即現水利部、交通部、電力部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水工試驗大廳)，后又陸續創建水利航空測量隊(包括控制測量分隊和航空攝影分隊)、水利文獻研究室等，進行水工、土工及測量等方面的試驗研究工作，當時水工試驗規模已超過埃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央水工試驗所西遷重慶，他亦隨之人川。到重慶后，他克服多方面困難，在磐溪創辦水工試驗室，又在石門創辦水文研究站和水工試驗室，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繼續進行為抗戰服務的水工、水文科技研究。

    1938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改為經濟部，鄭肇經任經濟部水利司司長兼中央水工試驗所所長，不久他卸去司長之職，專任中央水工試驗所所長。當時，日本侵略軍侵占開封，進逼鄭州，國民黨軍隊為阻止日軍西犯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黃河水滔滔南流，以致豫、皖、蘇形成黃泛區，44縣遭災，淹死、被困89萬人，蘇北亦受重災。愛國人士韓國鈞吁請重慶政府派鄭肇經回蘇北治理黃災，經濟部長翁文灝任命他為蘇北黃災救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受命后于1939年3月毅然離開大后方，歷盡艱險，繞道海外，在國際紅十字會和當地民眾的協助下，輾轉進人蘇北抗日地區，在日寇飛機不斷轟炸、掃射的情況下，與韓等同赴運河大堤決口現場，決定加固大堤，修復壩基，選擇泄水路線，加快排澇速度，使群眾能搶種一茬莊稼。后來由于汪精衛得知消息，想中途劫持他去南京當水利部長，于是鄭肇經當即離開蘇北返渝。

    1939年11月，鄭肇經返回重慶，繼續擔任中央水工試驗所所長。當時重慶集中了大批知識分子，但由于抗戰環境極為艱苦，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報國無門，生活無著，一些大學畢業生失業了。為此，他竭盡全力擴充中央水工試驗所，收羅人才，為這些富有才華的愛國知識分子提供存身之所及用武之地，為國家保存了一批難得的人才，其中包括黃文熙、覃修典、姚琢之、李映棠等數以百計的專家、學者。不僅如此，他還親率工程司張炯等人去岷江、大渡河、青衣江、都江堰等地查勘水力資源與森林礦產資源，查勘宜昌至重慶的水道，進行川江筲箕背灘及小南海灘航道整治試驗，為開發西南、支持抗戰而埋頭苦干。有一次在查勘路上，兩車相撞，險些墜崖。此外，他又派人冒險深入敵占區，查勘花園口決口口門，以備抗戰勝利后及時堵口之用。后來他又相繼在云南昆明、四川灌縣和陜西武功、扶風等地創建水工試驗室、土工試驗室、河工試驗區、黃土防沖試驗場等，在水工、土工、河工及黃土防沖等領域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特別是他在水工、土工學理方面的成果，有很多至今仍在應用。1940年，他在重慶上清寺創建了水工儀器制造實驗工廠(隸屬中央水工試驗所)，領導研制出中國第一臺水工測量儀器——旋杯式流速儀。1943年，我國第一臺光學測量儀器——丙式水準儀研制出來，并連續試驗成功了回聲測深儀、經緯儀、求積儀、平板儀和剪切儀等。1942年，中央水工試驗所改稱“中央水利實驗處”，鄭肇經任處長。為了面向大后方水利建設，水利實驗處先后開展了整理西南水道，發展西南、西北諸省農田水利的試驗研究，并管理全國水工和土工試驗、水文測驗、水道和航空測量、整理水利文獻、制造水工儀器等事項。水工、土工試驗為各有關工程的設計提供了科學依據，廣泛涉及河、渠水道及其閘、堰、庫等建筑物的水力學特性與基礎工程，并對黃土的特性作了大量的分析研究。1943年起，水利實驗處又在磐溪水工試驗室舉行花園口堵口初步試驗。次年，水利實驗處又在長壽設立“河工實驗區”，由譚葆泰負責，進行花園口堵口的進一步試驗。同時，水利實驗處在統籌西南各省水文測驗中，增補金沙江、嘉陵江、烏江、沅江、赤水河等流域的水文站，統轄西北、西南、中南、華中、華北和臺灣等17省的水文總站18個，以及水文站196個、水位站255個，使國家有了一個統一領導的水文測驗站網。他在抗日戰爭時期，一手創建這些基本建設，積累基本資料，開展基礎研究，填補了中國沒有水利科研的空白。他與竺可楨(氣象研究所)、梁希(林業研究所)、丁西林(物理研究所)、黃勝白(植物研究所)、丁文江(地質研究所)等著名學者都為至交，都是30年代我國自然科學研究領域中的先行者。

    抗日戰爭勝利后，鄭肇經返回南京，首先擴建原水工實驗大廳，使之成為現在的70×27平方米的水工所試驗大廳，這在當時全國乃至亞洲都是最為宏大的。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愈益腐敗，但他以出污泥而不染之精神，帶領所屬部門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相繼完成了黃河、長江部分區段的航空測量和控制測量，整編了黃河等流域的水文資料，從事了黃河、長江及華南地區的一些工程試驗研究，刊行了《行水金鑒》《續行水金鑒》等書籍。1948年，國民政府指令中央水利實驗處把技術人員連同儀器設備、圖書資料遷往廣州，他深明大義，在地下黨和職工的支持下，斷然拒絕搬遷，將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全部封存，妥為保管，自己“辭職”去上海治病，從而為新中國保存了一支優秀的水利科技隊伍和大批良好的水利科研設備，這些設備在當時是“遠東一流水平”的。河海大學在鄭肇經逝世后的悼詞中說：“歷史永遠銘刻著他的這一功績。”

    解放以后，中央水利實驗處改名為“南京水利實驗處”，1956年其大部遷往北京，組建成立北京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亦即現在的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留在南京的部分發展成為現在的水利部、交通部、電力部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而在抗戰期間建立的磐溪、昆明(抗戰勝利后遷回北平)、武功(即現在陜西楊陵的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學研究所)、灌縣(成都)、石門等水工試驗室，解放以后也都得到了很大發展，成為新中國水利科學研究事業的中堅力量。由此可見，中央水工試驗所的確是我國現代水利科學試驗研究事業的搖籃，鄭肇經作為中央水工試驗所和中央水利實驗處的奠基人和長期主持工作的領導者，為我國現代水利科學試驗研究事業所作出的開拓性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我國著名的水利學家和力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黃文熙教授在祝賀鄭肇經90壽辰的信中，滿懷深情地寫道：“您是我國水利科研工作最早的組織者，您將所創建和主持的水工試驗所和各大學的水利專業結合起來，使南京、重慶、昆明、武功、成都等中央水利實驗處，在萬分困難的情況下，開展了我國關于河工、水工、土工、儀器制造、水利史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并培養了不少水利科研人才，篳路藍縷，貢獻杰出，我是您的學生，并在您領導下工作多年，對此體會極深。”這些肺腑之言十分中肯地評價了鄭肇經的歷史貢獻。

    鄭肇經一貫倡導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研究方法，不僅在我國首創水工模型試驗研究事業，而且不遺余力地加以推廣。他看到民國初期我國水利教育事業還處于重講肄而輕實驗的階段，于是極力將他所主持的水工試驗室主動提供給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四川大學和西北農學院等大學的水利系科師生作為實習和研究之用。今天，水工模型試驗研究在我國得到了大規模的推廣和應用，在水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正包含鄭肇經當年不遺余力地提倡和推廣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