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城觀察丨鄉(xiāng)村閱讀，要放大“聲量”

放大鄉(xiāng)村閱讀的“聲量”，這個聲量，說的不僅是讀書聲，更是鄉(xiāng)村振興、文化振興同頻共振的和鳴聲。

鄉(xiāng)村振興，關鍵在人；人的振興，離不開精神的滋養(yǎng)。農家書屋，作為扎根在阡陌田園的文化驛站，已經成為新時代鄉(xiāng)村精神文化的“充電樁”。它們或許沒有城市圖書館的精致氣派，但對于推廣和深化鄉(xiāng)村閱讀，發(fā)揮的作用非常顯著。

農家書屋的重要性，遠不止于幾排書架。它既化解了農民群眾讀書看報難，又助力增強他們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必須看到，在智能手機普及的今天，城鄉(xiāng)之間的“知識鴻溝”并未完全彌合。海陵耕耘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們，農家書屋不僅是紙質書的棲息地，更是數字閱讀的橋頭堡。比如，我們推廣數字農家書屋平臺，依托“樂學泰州”提供數字閱讀服務，讓村民在田間地頭掃碼就能讀名著、學農技。看似簡單的舉措，實則打通了知識下鄉(xiāng)的“最后一公里”。更令人欣喜的是，諸如漁行水村的“成蹊書房”，通過共建共享實現資源雙向流動，將圖書借閱與文化沙龍、志愿服務融為一體，讓書屋成了村民的“文化會客廳”。在這里，老人能讀到養(yǎng)生知識，孩子能找到童話繪本，年輕人還能參加創(chuàng)業(yè)培訓。小小書屋，儼然成了鄉(xiāng)村振興的“萬能鑰匙”。

海陵對鄉(xiāng)村閱讀的探索，亮點很多，但也有不足。全區(qū)85個建制村、涉農社區(qū)實現農家書屋全覆蓋，單去年就補充新書近萬冊，開展閱讀活動近500場，成績單足夠漂亮。但走進這些書屋，問題也浮出水面：村干部兼職管理員分身乏術，導致書籍借閱登記流于形式；老舊圖書未及時更新，少數書籍塑封都未拆開；中青年群體被手機“拐跑”，許多書屋成了銀發(fā)老人的專屬角落。這些現象折射出一個深層矛盾：硬件易建，軟實力難興。有村民感慨：書屋建在家門口，但總覺得隔著層窗戶紙。如何讓農家書屋真正“活”起來，成了擺在眼前的考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浙江的“農家書屋+新華書店”模式讓人眼前一亮：傳統(tǒng)書屋升級為集閱讀、展覽、非遺傳承于一體的文化綜合體，游客在此品茶讀書，村民在此學習電商技能，書屋成了連接城鄉(xiāng)的文化紐帶。重慶萬州的金龍文化大院更接地氣，他們把病蟲害防治培訓搬進書屋，讓知識直接轉化為生產力。這些成功案例說明了一個道理：鄉(xiāng)村閱讀空間不能“就書論書”，而要像老樹發(fā)新枝——把閱讀與生活、生產深度融合。海陵打造“耕讀計劃”等特色閱讀品牌，正是朝著這個方向邁進。可以想見，農家書屋既能傳授大棚種植技術，又能舉辦親子繪本課，還能展示本地非遺技藝，它的生命力自然蓬勃。

放大鄉(xiāng)村閱讀的“聲量”，需要多方共同調音。政府要當好“指揮家”，既保障資金投入，更注重長效管理。比如建立圖書定期流轉機制，讓城區(qū)圖書館的藏書像活水般注入鄉(xiāng)村；再如培育“閱讀推廣人”隊伍，讓返鄉(xiāng)大學生、賢達能人成為書屋的“人氣擔當”。社會力量要當好“合唱團”，企業(yè)捐贈數字閱讀設備，文化機構策劃特色活動，還可以引入“圖書漂流”模式，讓城市家庭的閑置書籍在鄉(xiāng)間流動起來。而最重要的，是讓農民群眾從“觀眾”變成“主角”。姚家社區(qū)黃芳、前竇村蔣玉姣都是省優(yōu)秀農家書屋管理員，她們的秘訣是“按需配書”：春耕前擺農技手冊，暑假里添兒童讀物，臘月時放年俗文化讀本。這樣的“精準投喂”，讓書屋真正長在了村民的需求點上。

站在鄉(xiāng)村振興的時代坐標上，鄉(xiāng)村閱讀空間早已超越“藏書樓”的原始形態(tài)。它們可以是數字閱讀的云終端，是鄉(xiāng)土文化的展示窗，是技能培訓的新陣地，也是游子鄉(xiāng)愁的安放處，更是文明實踐的“能量源”。江蘇飛船的“職工書屋”成為農民工提升技能的課堂，金東社區(qū)的“向陽花”志愿者帶著留守兒童誦讀經典，移動閱讀車讓“城市漫讀”公益閱讀推廣活動走進農家書屋——這些生動場景都在詮釋，鄉(xiāng)村閱讀的“聲量”，不在分貝高低，而在共鳴深淺。唯有讓書香浸潤每一寸土地，讓文化滋養(yǎng)每一位村民，鄉(xiāng)村振興的海陵樂章才能真正奏響時代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