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產的《工資條例》呼喚改革協調性

    《工資條例》遲遲難以出臺的背后，有來自于利益的阻力。條例中最受關注的內容，包括最低工資標準、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同工同酬規定、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無疑都涉及到各類企業的切實利益。這些有著話語優勢和資源優勢的利益集團，難免會利用其影響力，制造出種種壓力和阻力。 

    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難產，也折射出職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能力。對于自己該拿多少錢、能拿多少錢，他們并沒有多少話語權，而是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甚至，連本該拿到手的工資，也常常被拖欠。每年年末總會見諸報端的“農民工數工資”的新聞照片，無疑正是其窘境的現實寫照。 

    雖然有工會的推動、有人大政協的調研，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打撈起一線職工“沉沒的聲音”，仍存疑。而如果在《工資條例》的制定當中，一線職工仍然處于失聲狀態，只是企業、協會、大型國企和相關部門的利益博弈，即便出臺了相關條例，仍然缺少勞動者一方的聲音。 

    雖然《工資條例》的效用不明確，但這一條例無疑有著極強的意義。當前，無論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還是“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下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無論是壟斷行業收入畸高，還是壓低、克扣、拖欠工資等大量存在，這些分配不公的現象，都體現著“市場的失靈”，也都呼喚政府之手更為強勁的調控。《工資條例》備受關注，正是來自這方面的期待。 

    收入分配改革，屬于胡錦濤總書記所說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而《工資條例》的制定出臺，涉及到一線勞動者的收入，是初次分配領域公平和公正的體現，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重要且基礎的一環。無論是“提低”、“擴中”還是“調高”，都需要這一制度化的規定來保駕護航。 

    《工資條例》難以出臺，也正印證了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的重要和必然。這當中有勞方和資方的協調，無論是工資協商制度還是最低工資制度，都要在讓勞動者滿意的基礎上，盡量減少來自企業方面的阻力。也有政府和市場的協調：面對一個市場化運作的企業，政府使用制度杠桿調節其利潤分配，肯定有難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工資條例》需要的不僅是某幾個部門的強力推動，更是改革整體的突破。初次分配領域的改革，涉及到財稅體制改革、社保制度設計等多個層面，政策設計和重構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需要的是時間和智慧。 

    正如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創始人福特所言：“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即使是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提高勞動者收入，同樣是重要的問題。如果只是走低廉勞動力的“制造”之路，必定無法創造出高附加值，繼而錯失創新轉型的發展機遇。這一決定著前行方向的改革，“躲不過、繞不開”，只有“堅定信心，砥礪勇氣”，才能“不失時機地推進”，把握住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