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塔——譚延闿三字一敗
泰興中山塔建于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依照泰縣（今泰州市）圖紙建筑的，所以一模一樣，僅是基層左右沒有直書內駐機關名稱。 中山塔全稱“中山紀念塔”，四層建筑。低層與二層接界處正面原有《泰興縣政府》五個大字，二層與三層之間是《天下為公》，最高層正面是《中山紀念塔》，傳為邑人蔡寶亷手跡。低層東為梯室，西為值班室，均為紅磚紅大瓦砌成。二層南面有窗，三面環墻，西北拐角處有條鐵梯上下。三層四方設門，各有四方水泥平臺，鐵條梯設置于東北拐角處。四層四面安有羅馬數字鐘。室內中央地板上固定一鐵架，即鐘機基座，四周按有銅鐵機件，并以銅索連系外鐵針，使鐵針循時日夜運行。這樣室內銅索貫聯密如蛛網，值勤報時人員到最高層敲鐘時，總得貼地匍匐蠕動，循條鐵梯上登。最高層平頂中支鐵架，懸一銅鐘，鐘聲嘹亮傳聞數里方圓。每天晨晚六時，中午十二時，有專人鳴鐘報時，所以民間又稱“鐘塔”。當時，中山塔是城中最高建筑，在頂層俯瞰全城，歷歷在目，時時有值勤人員在上了望，手執望遠鏡，遇有“走水”及時報警。并分“一東”（東部）、“二西”、“三南”、“四北”、“五中”（指鼓樓街）后以急鐘催警，以指示失火方位。全城各行各業均組織自有消防員，不分深更半夜，也不問遠近，不分行業，團結一致，群起出動。方時，四面八方響起隆隆的水龍鐵輪的滾動聲，抬龍的吆喝聲、擔桶、肩叉、抬長梯人等的急促奔赴的腳步聲，教人尤其是小孩不由驚心寒慄。火熄后，以慢鐘示意解警。中山塔內鐘件由國外進口，主件均是銅質、銅索、銅架。不幸于一九三八年春節前，國民黨楊開多部，潰退來蘇北，進駐泰興城，趁著縣長單成儀，與警察局長張恨愚互相爭權沖突之際，把鐘件拆毀，偷運出境。同時將城內的三典當搶劫一空。在日寇進城時，不法之徒又趁火打劫，把殘件敲走，這樣待抗日勝利前夕，僅存機座鋼架，孤單單地立在地板中央。現在頂層旗桿是解放后改建的，原來的那口古銅鐘不知去向。 《天下為公》書寫人蔡寶亷系本城蔡家巷（今五四巷）人，字竹泉又號彥水，蔡光熙之五子，故邑人均尊稱“五老爺”。邑廩生，四十六歲考入安徽法政學校官班。畢業后曾任安徽警練所、浙江省統計處各職。不久，任山西督軍公署秘書，四年后辭職歸里，辦理地方事近二十年。創建紅╋字會（即今之紅十字會）泰興分會，致力慈善，辦貧民工廠，設醫療所，義診施藥，并創建╋慈小學。日寇侵占蘇常時組織難民收容所，供食宿，以工代賑發工資。至于賑濟水、旱、火災，自本縣以及外省，不可勝計。工書，為著名的書法家，卒年八十五歲。 在中山塔建成后，泰興著名紳士金軾給當時的縣長丁作則出一上聯是： 中山堂前中山塔，四層四丈八，四面通八達，必定大發達。縣長丁作則無言以對。 金軾，字蘅薏，泰興城區南草巷人。少穎慧，十七歲即補“縣廩生”，肄業于南菁書院，辛卯年(光緒十七年即公元1891年)優貢(邑中近三百年內得優貢者，僅朱銘盤和金二人)乙未(光緒廿一年)舉進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編修。 戊戌政變時,金贊同維新，并參予活動。后恰值父喪丁憂在家，維新失敗后，慈禧太后捉“康黨”也查到他，即以家屬呈報“暴卒”，因而得幸免遇難。自后隱居家鄉，不問時政，改字“陶宦”，含義：“逃避官場”之意。辛亥武昌起義后，被選為民政長，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任縣知事，即民國成立后，泰興縣第一任縣長。 先后總纂泰興，如皋兩縣《縣志》，三任《江蘇通志》編纂修。抗日勝利后，國民政府發表金軾為國史館纂修，因病未就職。解放初去世，卒年八十二歲，著有《江山詩文集》，末附《挽張謇》。武昌一日，得通州三生，則皆吾師焉，同郡曰范氏，同邑曰朱氏；長江兩岸，距中流百里，是興名世者，其南為虞山，其北為狼山。 注釋：“武昌”指清末文學家張裕釗，一日內得到通州籍的三個青年。自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改原通州府為直隸州，劃原揚州府，泰州、泰興和如皋屬之，張謇去世時這一行政區劃已不存在。“三生”指南通張謇，泰州范肯堂(故稱“同郡”)，泰興朱銘盤(故稱“同邑”)。“虞山”在江南常熟境內，這里代指翁同和咸豐年間狀元，“狼山”在南通境內，這里代指張謇，他是光緒年間狀元。 1926年，張謇逝世，全國各界致贈挽聯，數以千計乃公選金軾此聯居首，傳頌于世。 中山堂古名“大堂”，解放后為縣府大禮堂，原來面南開敞，正中屏門上懸金底黑字《中山堂》長方匾額，為當時江蘇省主席軍閥譚延闿手跡。“中山”兩字端正莊重，“堂”字卻是敗筆，近于行草，卻又上大下小，象似要“倒”的樣子。左右對稱的大柱上，柱面上各有一副對聯，均為1935-1936年間，縣長李光宇重修政府時親自擬寫的，我至今猶記得其中一付上聯“為政不在多言，事事需從國計民生處著想。”下聯：“居官務持大體，刻刻要在元氣命脈上關心”。李光宇做縣長期間，把泰興縣原有類似封建土地霸頭的“土份”裁去，換成農民直接向政府繳納田賦免去中間剝削，使全縣農民由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在泰興人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版權作品 請勿轉載 |